對於新一份《施政報告》，某程度無期望便無失望。事前吹風最烈的，不是調低烈酒稅率，就是發展低空經濟；在當今高談識變應變求變、闊論朝高質量發展改革的大環境下，這無疑過於小眉小眼，跟「八大中心」的宏圖壯志也相距甚遠。直至《施政報告》出籠，內容固然豐富得多，可惜大體來說還是新意欠奉，更莫說會令人眼前一亮。若要一言蔽之，堪稱「大題小造、小題大造」──本篇先針對討論「小題大造」。
取締劏房？
「小題大造」的最佳代表，莫如取締劏房──準確地言，乃是取締劣質劏房。筆者一直強調「定義」的重要性，現在也必先釐清劏房的定義：根據屋宇署的資料，劏房就是分間單位的俗稱，即在原先圖則上顯示的一個單位內，被分間成兩個或以上的獨立房間。現在，《施政報告》賦予了新的定義，立法把合標的樓宇分間單位名為「簡樸房」，不合標者即不符合必須有窗、有獨立廁所、面積不少於8平方米等標準，業主出租相關劣質劏房則要負上刑責。也就是說，在原來的劏房定義上，唯有劣質劏房會被法律取締，另外就一律易名為──或升格為──簡樸房。（屋宇署網頁至今尚未更新或更正劏房定義，有關方面須否關注一下以正視聽？）姑勿論這是否一場文字遊戲，往正面看，若然政策有效杜絕劣質劏房，對居民的生活以至人命安全皆有更好保障，尤其今年內已發生不止一宗劏房奪命火災。
然而，政策甫一傳出，坊間已質疑會不會幫倒忙。劏房的一大優點乃在「價格（price）」，一方面透過降低呎數與質素從而將貨就價，好讓基層家庭較易負擔，另方面亦為一些不介意蝸居者，提供成本較低的有瓦遮頭居所。事實上，這也是自由市場的一大優勢，可以靈活調整供應來滿足不同需求；劏房本身之所以存在，正因本應作為最基本安全網的公屋，居然受累供應不足以致輪候需時，故理應受此相關福利政策的市民，遂不得不轉而求諸自由市場來解決居住需要。現在新措無疑會限制自由市場彈性，大家最關注的正是劣質劏房被取締之後，原來住戶不單會無處容身，還會漣漪式推高整體劏房租金，亦即其他簡樸房住戶也受禍延。
惟根據政府稍後提供資料，新措可能產生的影響未必如坊間所想般大。
首先，將被取締的劣質劏房數目，《施政報告》裏並沒提及，後來則透露僅涉逾2萬個，只佔全港約11萬個劏房的小部分，即政府仍容許8萬多個劏房──或日後所謂簡樸房繼續存在。故此，要說《施政報告》雷厲風行取締劏房嗎？恐怕是想多了。
其次，立法程序須待明年底才完成，及後還有12至18個月的登記期，再配合有12至24個月的寬限期，當局最新說法是預計最快2028年才會執法取締劣質劏房，即由業主到租戶皆有至少3年多時間準備改裝或搬遷，相關「拆遷」時間某程度十分充裕，原有住戶不必急於被「收樓」。惟別忽視，這個緩兵之計更重在為政府爭取時間，因明年先有約一萬個簡約公屋落成，連同公屋和過渡性房屋計算，未來5年還將每年提供逾3萬伙。在精準扶貧的新方向下，劣質劏房戶可望優先入住公屋，前者供應的消失正好由後者匹配滿足，故不虞出現大規模無家可歸之窘。換言之，當局早就設計好用時間換空間，因應公屋供應的步伐，來制定取締劣質劏房的進度。
但無論如何，所謂取締劣質劏房，到底過於「小題大造」：首先，新措僅正面地惠及2萬個劣質劏房；更根本地，解決劏房問題的出路，其實不在劏房本身，而在公屋供應。說到底，所謂取締劏房云云，本來是個偽命題。
一方面，即使可以入住公屋，是否等於劏房再沒存在價值？劏房始終是自由市場的產物，事實上公屋吸引力也不見得百分百勝過劏房。劏房的價格和產品（product）優勢或比不上公屋，但對某些人來說則可能貪其地點（place）方便；較諸入住山旮旯的公屋，又或等而下之的過渡性房屋或簡約公屋，不少人便寧願蝸居市區劏房。甚至有收入不俗的劏房戶，就傾向以同一價錢棲於市區劏房，而非遷到空間更大的新界。自由市場重在百貨應百客，容許消費者自由解決所需，而簡約公屋和過渡性房屋等的出現，亦為基層市民提供了更多的替代選擇；自由與監管要平衡好，兩者不宜顧此失彼，過分監管誠非好事──可以說，劣質劏房的優點就在於「劣」！除非安全問題太大，否則一律取締誠不適切。
另方面，對於無法入住公屋的，劏房是否又完全沒有價值呢？當局後來透露，目前11萬住宅樓宇劏房戶裏，至少四成有資申請公屋，另約兩成將來居港滿7年亦合資格；也就是說，即有四成即約4萬多劏房戶，本港福利安全網並未涵蓋到的，故劏房更應繼續保留為相關群體的廉租選擇，何況涉眾計算尚未包括在工廈、商廈等的非住宅劏房戶。簡樸房之所以出現，實為劏房「隱姓埋名」以至「大隱隱於市」。
烈酒多熱？
由此看來，當前政策設計有點巧妙，一方面透過易名辦法務虛般回應政治任務，另方面也務實地以簡樸房形式予以保留，誠不失為周全的折衷出路。畢竟，劏房肯定有存在價值，好像內地來港學生鍾情「合租」，海外地方也在流行「共享住家」，甚至乎要共用廁所的學生宿舍，以及一間房有幾個床位的安老院舍等，皆意味相關不符屋宇署所訂劏房定義的「類劏房」，類似居住模式根本無法杜絕。劏房淪為一個絕對的貶詞，但要真正解決香港居住問題、提高市民生活質素，方向絕對不在取締劏房，而在增加供應特別是公屋供應及市區供應，否則根本不是對症下藥。
政治化令《施政報告》變得「小題大造」，遺憾地這不限於劏房。作為特區之首所親自負責的《施政報告》，並作為香港未來一年最重要的施政藍圖，無疑應該側重大事，而非聚焦小事情上。在經濟政策方面，若無法帶動千百萬或上億元的額外生意或GDP，儘管不是不可談及，但至少不宜高高舉起。
文首提及的烈酒稅新政，正是另一個「小題大造」。港府於2008年撤銷葡萄酒稅，貿發局的研究顯示，這的確大大提振了本港葡萄酒相關活動。葡萄酒的出入口貿易總值從不足30億元大增至2016年最高峰時的120億元，去年則約80億元，而從事進口酒精飲料作批發用途的公司數目亦由310家增至去年的800家，銷售酒精飲料的專門店數目也從140家增至去年的520家，其餘拍賣、零售、儲存服務、餐飲和運輸等行業同樣受惠，均見撤銷紅酒稅的龐大威力。
不過，烈酒始終不及葡萄酒普及，貿發局於2020年曾進行調查，成功訪問了789名過去6個月曾飲用葡萄酒及烈酒的市民，僅8%自稱為中階烈酒消費者，92%自評低階的認為對烈酒知識有限；問及飲用烈酒的頻率，低至3%表示每周飲一次，每月1次及以下亦只有7%。所以，要以葡萄酒的成功故事，來推論烈酒同樣成功，實際效果定須大打折扣。再者，要說透過減稅來帶動酒吧生意，同樣不切實際。首先，酒稅大降之後，並不見得零售價格同步大降。何況，香港酒吧經營陷入結構性問題，既受累非本地客源減少，也受到類近「冇王管」的派對房間夾擊，北上消費當然亦拉走了部分顧客。那麼，誰是烈酒稅扣減的最大得益者？相信是內地豪宴的主人家。而所涉烈酒，料非上述調查裏提到最受歡迎的雞尾酒、伏特加、威士忌、白蘭地等西方酒，而是中式的茅台、二鍋頭等白酒。
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