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期已經結束，早前估領袖的遊戲亦揭盅，我們現時應該更關注未來特首如何破解香港深層次的矛盾。
近年來，香港在中美貿易戰、反修例風波、新冠疫情及俄烏戰爭陰霾下面對極大挑戰。特別在第五波疫情中，特區政府一些抗疫政策令市民及商界感到沮喪，個別更選擇離開香港。未來特首除了需要回答新政府如何開源解決愈來愈龐大的公共開支外，還要想出辦法增強市民的國家觀念及愛國情懷。這難免令人擔心香港會變成另一個中國內地城市，失去回歸前獨特之處。進一步看，未來特首需在思想層面上說服西方及香港市民，新一屆特區管治能夠與西方價值觀「共存」。
復活節與國安日 清零與躺平
核心的問題是，香港如何在西方個人主義下建立國家觀念及集體主義的公共利益及貢獻精神？在此問題上，前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在其著作《思考香港一國兩制的未來》曾分析，年輕人雖然未曾經歷殖民地管治，但卻受到崇拜西方文明的人所誤導，對中國歷史及中國共產黨所知甚少，同時對西方文明只有片面理解和嚮往，最終得出一個「今不如昔」的觀感，對香港現狀產生不滿。自2012年推行「國民教育」失敗以來，政府及民間推行「愛國教育」更小心翼翼，掛國旗及奏國歌的儀式經常受不同派別人士批評。
今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在疫情及復活節假期的雙重因素下能夠在網上舉行，個別老師或感到輕鬆。特別在西方基督教背景的傳統中小學，老師在校內重視復活節的由來，以及紀念耶穌基督的受難多於強調國家安全教育對香港及國家的威脅，並不令人驚訝。對於接受西方教育的校牧同工而言，他們難以理解及接受中國馬克思主義為何欠缺宗教信仰的基礎。在他們的眼中，中國共產黨多年來都排斥信仰，甚至限制人們的宗教信仰自由。香港特區多年來在西方式的教育土壤難以孕育出中國的愛國主義及國家觀念，深層的思想原因在於中西方價值觀的碰撞與融和。
從此角度看，2014年「佔領中環」爭論普選制度，以及2019年反修例風波的討論，都是中西方兩種價值觀的衝突。第五波抗疫過程亦相似，中國式「動態清零」的抗疫政策與歐美國家的「躺平」主義路線，最大分野在於西方個人主義與中國集體主義。歐美國家注重個人的自由、權利及自我實現，由第一波起他們已不明白及不理解為何政府要強制個人在戶外戴口罩及居家隔離抗疫。相反，中國市民普遍理解及明白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封城政策有其必要性。隨着新冠病毒的變異及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人們對於嚴格的抗疫政策或出現不同見解。但在傳統的中國政治觀念中，個人從未有自主性，集體主義必定是維繫國家及社會穩定的基石。
這與社會的生產方式也有密切關係。上世紀後期，香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步發展起來，經濟現代化下打破以往農業社會生產與消費的直接聯繫。現代化社會中的消費及生產模式明顯區分，在殖民管治下更產生了歐亞混血兒及英籍華人為主的中間人，主管貿易及其餘重要領域。社會結構由過去農業家庭為主演變成個人自主性更高的城市格局。英國前殖民地公務員及社會學者J.S Furnivall曾出版一本著作《殖民地政策與實踐》（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專門研究緬甸在英國引進資本主義市場方式後，不同階層的印度人、中國人及緬甸人如何在社會形成分化局面。依Furnivall之見，在後殖民地階段，緬甸「多元」社會其實只是印度人、中國人及緬甸人各自生活，平日在經濟交易上偶爾接觸。當傳統村莊瓦解後，如何再次團結人們便成為重要問題。
香港屬國際城市重個人主義
當香港躍升成為「亞洲四小龍」後，在教育、房屋及醫療養老的範疇已經歷西方現代化階段。教育由中國傳統的鄉村私塾、宗氏書院轉變成提倡西方知識的宗教學校。房屋由家庭單位為主的家族圍村轉變成個別戶。上世紀末起，中產階層的崛起，子女到私人屋宇居住而父母留在原單位的情況非常普遍，個別可能把年事已高的父母送到護老院終老。香港的房屋愈建愈細，現實裏大多子女無法亦無意與父母同住。在此情況下，特區政府自然地承擔照顧老年人的艱巨責任，否則會扣上冷酷無情、忽略長者福祉的罪名。
第五波新冠疫情突顯這方面的矛盾。香港在個人主義的社會下，人們有權利不接種疫苗，政府不願立法強制高危群組打針，而子女在害怕父母出現副作用的情況下選擇維持現狀。當傳播力更強的Omicron病毒流入社區後，疫情如雨水般無法令人躲避。免疫功能相對較低的老年人便紛紛得了重症甚至去世，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香港是國際城市，外國商人及家庭面對特區政府的動態清零政策感到不習慣，積極向特區政府建議放寬防疫措施。從媒體報道看，外資企業對於香港的動態清零政策比實施《港區國安法》的反應更大。國家安全涉及國家利益，各地政府的做法大同小異。但抗疫政策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分歧，當中涉及更深層次的價值觀衝擊，可見此矛盾的影響力更大。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都會，華人為主的社會大多接受西方式的教育，經過戰後兩至三代的文化洗禮，社會內的中國文化及價值觀亦有所變化。中西文明及文化各有所長，但現實的情況下必定有所矛盾及衝突。未來特首需要智慧擬定政綱，把中西方價值觀好好「共存」，令市民及外國都對前景充滿信心。一旦失誤，香港經濟及社會都會蒙受極大損失。
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