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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須積極主動制定人才及人力政策

劉炳章| 泛舟論章

2022年8月24日

上周政府統計處公布臨時人口數字,從去年約741萬下跌至目前729萬,社會上有不少評論均集中在「人才流失」、「移民潮」等議題之上;特首李家超在上任後不久亦表示要在全球搶人才。受到近3年疫情和社會氣氛的雙重打擊,有人離開香港是事實;一些居港外國人才抵受不住香港的防疫措施,一些人對香港前景信心不足而選擇移居其他地方(按過往經驗,一大部分人最後仍會回流)。

然而,香港的人才及人力問題並非這3年才突然出現。在政府積極人才政策的缺位下,從客觀數字上看,香港的人才問題其實早已響起警號。

第一,勞動人口中「僱主」的數字和比例下降,意味着香港經濟的活力和創新能力相對較弱。按統計處公布的人口普查數字,全港的僱主人數由1996年的超過20萬人,按年遞減到2021年的10萬人左右,而僱主佔勞動人口的比例亦由6.7%下降到2.8%。

勞動人口2018年見頂回落

第二,生育率下跌,年輕人數驟減,人口中位數上升,長遠勞動人力供應減少。1996年香港的人口年齡中位數為34歲,而2021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46.3歲;政府統計處預測,到2039年和2069年,年齡中位數將達到50.4歲和54.2歲。

香港的勞動人口於2018年達到399.7萬人的歷史頂峰並開始回落,未來將會在一段較長時間內維持在350萬至370萬人的範圍。

第三,新興產業所吸納的勞動人口並未取得顯著增長,可見香港距離「產業多元化」的目標仍有一大段距離。政府近年積極推動的創新及科技產業,於2008年時吸納了26090人,佔整體勞動人口的0.7%;2020年,就業人口上升到45310人,佔比為1.2%。

另外兩個與創科較大關連的「六大優勢產業」,檢測及認證產業和環保產業,2020年所吸納的勞動人口佔比為0.4%和1.3%。作為對比,同一時期內,金融服務業佔比由5.9%上升到7.5%,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業佔比由13%增至15.3%。

應為長遠經濟發展注活力

今時今日,全世界都在「搶人才」。中國內地多個城市,除了以補貼、資助、優惠等政策吸引策略性企業落戶當地以外,近年開始積極為高端人才提供一系列的現金獎勵、稅務寬免、住屋補貼、子女教育津貼等,城市之間以「銀彈攻勢、優惠政策攻勢」爭奪人才已成為一種常態;香港則似乎還未「入局」,期待10月《施政報告》中能夠有具競爭性的人才及人力政策。

西方國家如英國於今年5月宣布「高潛力個人(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的新簽證途徑,全球50間頂尖大學的畢業生(港大和中大也在名單內),不論出生地和是否已獲聘用,即符合資格申請2至3年的工作簽證。德國、澳洲、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發達經濟體近年亦為高技術人才特設快速簽證通道,更重要的是,這類人才大多可以在居留3至4年後獲取永久居民身份。《基本法》規定,「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7年以上」才符合申請永久居民的資格,香港必須在其他範疇加大吸引力度。

多年來,我們在對外宣傳香港的時候都會講到一些「香港優勢」,而這些耳熟能詳的優勢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簡單低稅制度、背靠龐大內地市場、國際化環境,等等。但這一套論述在過去20年來似乎沒有太大強化,會否意味着,多年來香港並未形成一些「新優勢」來提升我們的競爭力和吸引力呢?

在人口老化、年輕勞動人口減少的大背景下,港府必須制定積極進取的人口政策,為香港的長遠經濟及社會發展持續地注入活力。然而,隨着愈來愈多港人選擇遲婚、不婚或不生育,加上住屋和育兒開支高昂、工時較長等因素,香港的生育率屢創新低,亦恐怕難以純粹通過一些「家庭友善政策」來逆轉這個趨勢。

因此,積極吸納高質量的年輕外來人才是香港人口政策的重要一環;與此同時,港府亦必須通過明確的產業政策引導市場發展,大力推動產業多元化,鼓勵新興產業在港扎根,推動更多人在港創業及就業,並同時重視本地人才的培訓發展,為本地經濟注入動力和活力。

除了人才外,香港勞動力不足亦窒礙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在建築行業、醫護、長者護理行業等尤其顯著。香港建築成本、基建費之高昂,在全球排名頭幾位,工程延誤屢見不鮮,其中一個主因正是建築界人力有限;加上未來有二千多億元公共基建工程(未計私人投資)上馬,建築工人不足問題將更為嚴重。

另外,香港人口老化,65歲以上長者人數,預計會由2019年的132萬升至2039年的252萬,佔總人口從18.4%增至33.3%,安老護理行業人手嚴重短缺;而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訪港時提到香港人最大的盼望之一,正是「年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好一些」。

政策扶持產業「蝕頭賺尾」

第一,建議選定數個策略性產業項目並提供針對性的扶持政策,例如財稅補貼、土地及基建優惠、人才資助等,將該領域的數個領軍企業吸引到香港落戶。高端人才最看重的就是一個可以發揮自身優勢、為社會創造價值的平台,該行業的大型龍頭企業則最具吸引力。在香港,哪有商科畢業生對加入四大「Big 4」會計師行不感興趣?在資訊科技領域,進入Google、Apple、Meta、Twitter、騰訊、百度、阿里巴巴等科技巨企工作,是所有「IT人」的夢想。

人才與產業是「雞與雞蛋」的關係。沒有產業,人才不會來港,來了也留不住,大學生也缺乏興趣入讀相關課程;同樣,沒有人才,產業亦發展不起來。萬事起頭難,港府除了扶持及培育本地企業及人才以外,亦應該參考內地、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做法,政府都能夠「蝕頭賺尾」,給予企業及個人補貼、土地基建優惠、出入境便利等扶持政策,吸引對香港具策略性發展的內地及外國企業及人才落戶及扎根香港,其他上下游產業鏈將相繼自然形成行業生態。

不論是為本地年輕人創造更多優質就業崗位,抑或是為外地人才創造發揮其價值的平台,大型企業的集群(cluster)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香港在投資銀行、商業銀行、保險公司、會計公司、律師事務所等傳統優勢產業都有強大的集群,這些行業的人才不論國籍,都希望來港工作。創科產業、高端製造業等新興產業也不會例外。

晶片巨頭中芯國際(SMIC)當年來香港敲門,港府拒絕給予優惠,所以去了有優惠及政策扶持的內地發展;全球無人機一哥大疆(DJI)出自香港科技大學,但選擇往深圳發展,不留在香港,都是同樣道理。港府過往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不合時宜。政府要積極有為,就要有廣東話所謂「一家便宜兩家着」的開放思維及政策,政府先讓利、給「着數」予企業及人才、扶持政策等,讓產業發展起來,各行各業人才聚集,香港整體社會自然受益。

第二,為內地和海外年輕人提供便利的來港發展通道。香港有亞洲區內首屈一指的教育資源,可以發展成重要的區內教育樞紐。但與新加坡、英國、美國相比,本地專上學院的非本地學生比例仍有頗大差距。建議教育當局除了投放更多資源於本地學生的教育及培訓之外,應更積極推動內地和海外學生在高中和大學時期來港就讀,鼓勵社會人士為內地和海外尖子設立更多獎助學金,當中亦可加設需要畢業後在港工作2至3年的條款,鼓勵更多香港需要的非本地人才定居香港。港府亦可參考海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為非本地頂尖大學畢業生特設簽證渠道,便利內地和海外人才來港發展。

帶頭拆細招標惠中小微企

第三,蓬勃的中小企對於經濟均衡發展有重要的意義,而創業成功亦能夠為整個個人、團隊及企業帶來成功感和歸屬感,亦有利於社會穩定。港府須大力扶持中小微企(MSMEs)的發展,鼓勵創業風氣,盡量與更多的市民分享發展成果和經濟紅利。

以筆者較熟悉的政府基建及建築工程顧問合約和工程項目合約招投標為例,招標及評標準則都需要按公司規模、經驗、團隊等資格,以致大部分合約長期都由數家大型跨國顧問公司和承建商所包攬,中小企參與空間有限,造成寡頭壟斷;亦有不少年輕建築工程界專業人士向筆者反映「創業無門」的情況。建議政府可以積極考慮在總體規劃、整體工程設計不變的情況下,將合約適當「拆細」招標,或者在招標條款列明,大企業與中小微企聯合投標可以有「加分」,為中小型建築顧問行、工程公司等創造更多發展機會。如果連政府自己也不扶持本地中小微企發展,後者又怎能有「發圍」的機會,又從何培育及留住本地人才呢?這又是一個「雞與雞蛋」的問題。

第四,人才除了與經濟提升、社會發展關係密不可分之外,亦與民生議題息息相關。今年年初,新冠疫情第五波爆發,公私營醫療系統錯漏百出,導致九千多人疫歿,死者大部分為護理院舍長者;除了制度、管理、協調等問題外,醫護人手短缺亦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以醫生為例,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但每千名人口平均只有2名醫生,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是3.4名醫生,相比意大利4名、德國4.2名、奧地利5.1名,香港的醫生人手極度短缺。香港病人預約公營專科求診,排期以月計甚至以年計,十分可悲。

第五波疫情期間,有私營醫院被質疑拒絕病人求醫,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於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連續兩天過問此事,突顯醫護界在人手短缺下可能仍存在嚴重的保護主義及寡頭壟斷情況。

新加坡當年亦面對同樣困局,但政府果斷開放醫療市場,認可及引入大量海外醫護專才,問題便迎刃而解。本文上段指出香港人口急速老化,對醫護人員需求更為迫切,港府應參考新加坡,除了增加本地醫護學位及培訓更多本地醫護人才外,更應大幅度增加現時引入海外醫護人才的認可大學名單及醫護人才。

參照玫瑰園輸入專項外勞

最後,在人力及勞動力方面,上文指出香港某些行業,例如建造業、安老護理行業方面,人手極度短缺。新加坡亦曾經面對同樣問題,但在其590多萬人口當中,就有160多萬是輸入的外勞,佔當地服務業勞動力約50%,建造業更達約80%。

香港情況不盡相同,未必可以「照抄」新加坡,但筆者建議港府可以參考當年回歸時推行「玫瑰園計劃」的十大基建機制,為特定的基建工程項目,輸入指定的專項專用外勞,工程完結後必須回國,不能留港工作,以保障本地工人飯碗。

另外,香港現有約38萬的外來家庭傭工,為香港整體社會釋放一定的勞動力,但與實際勞動市場所需的仍然有頗大的缺口;筆者有個初步想法,能否在現時聘用外傭此機制上,作出適當調整或修改,輸入安老護理行業外勞,以紓解社會困境?民生無小事,希望10月份的《施政報告》能得到適當處理。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經準確地指出,新加坡小國寡民、自然資源極其匱乏,而新加坡獨立後發展迅速的最關鍵因素就是人才,並認為向全球爭奪人才是新加坡「唯一的選擇」。筆者經常以新加坡與香港作對比,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係實事求「是」。

回歸前香港整體GDP比新加坡大,人均GDP相若,但新加坡現時兩組數據都比香港優勝。香港現時人均GDP約4.8萬美元,新加坡約6萬美元,後者近年長據亞洲第一,其關鍵就是強大的政府治理效能,加上適切、明確的產業政策、人才及人力政策,讓本地和海外高端人才都能夠覓得適合的發展機會;再加上大量輸入外勞,為當地經濟社會提供必不可少的所需服務。

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訪港時明確提出對香港的4點希望,當中包括要「提高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動能」,為香港未來的發展點明方向。做到這兩點,來自內地、海外的人才自然願意長居香港,本地年輕人亦自然會在香港和內地經濟進一步融合發展之中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香港專業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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