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本屆政府首份《施政報告》，引入紅隊概念（Red team）。紅隊扮演批判、反對的角色，協助全面檢視決策和堵塞政策漏洞。這篇文章也引用紅隊概念，用一個比較嚴厲嚴肅的角度去檢視《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當然有優點，但整體來說，有些核心管治上層建築的利益固化問題，因為沒有進行體制改革，所以始終未能解決。中國內地因為改革開放，所以進行體制改革。朱鎔基和溫家寶等前任總理，做了很多踏實的工夫，落實體制改革，改革開放才成功。李家超特首現在學習朱鎔基精神去推動改革，他提出紅隊的概念是正確的。但是紅隊概念到底只像京劇裏飾演「黑臉」？還是真正去優化體制？就是對李家超的考驗。
若果香港要成功，要重新出發，是需要有批判性，李家超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才能成功。但這份《施政報告》似乎都是用一個比較傳統政務官的辦事模式︰成立委員會、設立專員、定下沒有死線的框架、只是繼續研究、沒有具體落實的時間表和承諾；這便是最大的問題。
建制派一面倒讚揚《施政報告》，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香港既然有紅隊存在，就需要深入地用一個比較嚴厲的角度去看《施政報告》，這才是富建設性和正面的。
《施政報告》宗旨是「為市民謀幸福、為香港謀發展」，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中的「四個必須、四點希望」成為施政藍圖。四個希望是︰着力提高治理水準，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及共同維護和諧穩定。那麼《施政報告》提出的內容，有多少能回應習近平主席的七一講話，成為政府未來五年的施政方針？
希望一：着力提高治理水準
《施政報告》提出優化公務員管理制度，強化賞罰制度，推出「行政長官表揚榜」獎勵計劃，表揚優秀公務員，如有表現欠佳的，應及時終止聘用。若果制度只是優化而不是改革，公務員只顧程序、少做少錯的模式不進行變革，治理水平能夠提高嗎？恐怕只是拿中低級公務員開刀。現時公務員的評核，除了紀律部隊有健全的考試制度，其餘公務員的評估都是憑上司的主觀喜惡。
新加坡及英國公務員的升遷皆有客觀考核系統。而帶領17萬名公務員的750位政務官應該如何評核？高級公務員如署長和常務秘書長，又如何評核？《施政報告》並沒有提及。750位政務官如何以身作則，真正提高自身的管治能力？三年一調任的模式，有否妨礙他們管治水平的提升？
希望二：不斷增強發展動能
對接「十四五」規劃，香港融入大灣區建設策略。《施政報告》提出全力建設「北部都會區」，與深圳和大灣區產生協同效應。金鐘道政府合署近四成辦公室樓面「面積」將會遷往「北部都會區」。但《施政報告》沒有提及「北部都會區」於何年正式落成。舉例，若落實政府有哪些部門於2027年搬到新界北部，五年內是一個指標。有了確實時限，便着手計劃如何做？怎樣做？具體定下工作先後次序。「北部都會區」只有彈性的指向，沒有一個真正的Deadline（死線）。例如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興建運動場地、選手村等配套設施，有真正的完工Deadline。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基建也有真正Deadline。香港政府只會延遲Deadline而導致超支出現。若果問題不解決，超支情況仍然難以避免。
另外，《施政報告》說會積極地「搶人才」，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羅致人才來港發展創科。內地已經有創科團隊，有國家隊。現在用「搶人才」這三個字就很不文明了，特首作為一位前警察，應該知道「搶嘢」是不對的，用「搶」字本身已經不恰當。應該用「吸引人才」和「培養人才」才夠得體。
另外，深圳的創科已經很成功，因為他們真的有人才。香港現在如何吸引人才？過往一些官僚主導的計劃，吸引了很多人，但不少並非真正能夠貢獻香港的人才，來港住幾年之後便離開？過去幾年政府都用相同的模式去吸引人才，為什麼吸引不到人才呢？因為香港的工作環境和政策導向都是外行領導內行。如果找丘成桐教授負責整個香港創科發展，相信就能吸引到一些人才來港。因為有真正的大師級人才，就能吸引到其他人才。若果只得一些官僚或者一些大富豪，就只能吸引到大富豪人才，而不能吸引真正的創科人才。香港很多財富，吸引錢財就一定成功；但因為香港不重視培育人才，所以不能吸引到人才。這是香港的現實，因為香港整個上層建築都是財經和地產人才，所以只可以吸引到財經地產人才，而不是創科人才。
希望三：切實排解民生憂難
推出全新「簡約公屋」，未來5年興建約30000個單位，但都不是大刀闊斧的解決方案。舉例，為什麼不採用「臨時房屋」？可以向國家尋求協助，盡快在香港市區內快速地興建臨時房屋，安置劏房戶免捱貴租。另外，《施政報告》的「青年宿舍計劃」，政府會租用合適酒店和旅館，將房間轉作青年宿舍用途。為什麼不將該項資助的資源用於安置劏房戶？年輕人需要的是教育和紀律。政府資助年輕人租住酒店，基本上是縱容和不恰當的建議，為什麼政府會有這樣奇怪的想法呢？
現在的房屋指標都不是真正的指標，舉例，若果《施政報告》落實5年內要完全解決劏房問題，5年後香港再沒有劏房存在，才是一個真正指標。現在的措施都是臨時性，欠缺一個硬指標。特區政府仍然玩「期望管理」，「期望管理」其實就是官僚遊戲、數字遊戲，沒有一個實質的目標。「期望」是來自實質的改變，利用「封頂」這些偷換概念的文字。故此應該針對公屋輪候冊的人數可減少幾多？而不是說輪候時間可由六年縮短幾多。若果仍然有二十萬人在輪候，什麼輪候公屋時間即時「封頂」，只是出口術，像會計師的財務報告，沒有硬數據，只有預測數字，更遑論能切實解決房屋問題。
希望四：共同維護和諧穩定
2019年事件，反映香港青年政策的失敗。青年是香港的未來，「青年興，則香港興。」《施政報告》着手國民教育及青年工作，其中提供六千萬元撥款設立「幼稚園教育計劃」，在幼稚園舉辦校本活動，讓學生從小認識中華文化。可是六千萬元足夠嗎？中小學有長遠的國民教育策略嗎？有否為推行國民教育做深入的研究工作？抑或以為撥了款便完成工作。另外，為了吸納青年參與公共事務而推出「青年參與倡議計劃」，將諮詢委員會的數目由現時六十多個增至一百八十個。是否又是走「設立委員會便等於完成工作」的舊路？
這只是一些政治公關式的青年活動，而不是實施實際協助青年向上流的政策。為什麼不多開設寄宿學校？讓青年人可以在寄宿學校的環境裏接受有紀律和有系統的教育。現在職訓局的學術化模式，課程「學士化」而不是「師徒制」，學生有否接受足夠的實戰訓練？設立十八區「關愛隊」、精準扶貧，是否又是公關做show？協助貧窮青年脫貧方法是傳授一技之長，讓青年有自身發揮空間，協助年輕人就業發展。內地解決貧窮問題，是真正得到一個解決。而香港政府只是說出大約框架，只怕到時候又經常延遲，拖延下去。
《施政報告》的模式仍然是香港政務官模式，欠缺習近平的開創精神，習近平寧「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這份《施政報告》是否得罪幾百人卻負了七百萬市民？部分方案回應了習近平主席的「四個必須、四個希望」，但都是表面姿態上回應，基本上施政內容是循規蹈矩、利益固化，上層建築仍然為了既有利益而拒絕改革。如沒有對問題對症下藥進行改革，如何能達致《施政報告》「為市民謀幸福、為香港謀發展」的宗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