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新冠狀病毒病疫情暴露多年來過分依重公營醫療體系的弊端，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首份《施政報告》中義正詞嚴提出，須重整體系轉向以預防為重，當中包括多項和中醫藥發展相關政策，由加強地區層面的中醫藥服務至中央政策統籌和優化中醫藥發展基金運作，以及深化香港和大灣區的中醫藥協作等。這總算回應中醫藥業界和學術界的部分意見，從不同層面及短中長期制訂中醫藥政策，可說是一個好開始。不過具體細節尚代進一步說明落實，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剛於8月完成一項中藥產業發展研究報告，當中訪問了40位業內資深人士，按此我們總結了一些意見以補充政策細節。
一直以來多個政府部門共同管理及發展中藥業，如醫務衞生局管理中醫院、中醫診所、中醫藥發展基金，轄下的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和中醫藥處分別審視中藥產業發展和中醫中藥註冊，還有衞生署、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也參與其中。而生產力促進局和貿易發展局則負責推廣中藥；至於對中藥發展提供資助的部門，包括創新科技署、工業貿易署、中醫藥發展基金。
中醫藥專員應由行內人出任
政出多門尤重視部門間的協調，可是政府架構龐大，且決策經多個部門及環節，費時失事，有礙政策推行。為了更好統籌中醫藥事務包括推廣工作，行政長官表示會強化醫務衞生局中醫藥處職能開設中醫藥發展專員，這點我們是贊同的，不過要提的是專員一職應由熟悉中藥人士出任，而非繼續現在由西醫為管治中醫藥業的班子，中西醫藥原理南轅北轍實屬不宜，結果令中藥產業發展「唔湯唔水」；再者專員的工作焦點不獨規管中醫藥業，更要在協助和支持發展產業中取得平衡。
為增強中醫藥角色，政府資助中醫藥門診服務名額將由每年60萬個增至80萬個，加強地區層面的中醫藥服務。無疑增加名額可讓更多市民受惠，但這並沒有觸碰一個更根本性問題，就是更改現時自負盈虧運作模式，而將醫院管理局轄下18區中醫診所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鑑於部分服務自負盈虧，為減低成本維持營運，醫管局以行政手段限制用藥份量和成本，這既掣肘醫師開列處方影響藥效，連帶打擊市民對中藥的信心，有礙中藥產業發展。若要推動更多人向中醫求診及中藥產業發展，應將中醫診所納入公營醫療體系，作出充分資助，令中醫在開列處方時不會受到干擾，才能提升中醫服務。以中醫診所內科為例，診金連藥120元，相比公營西醫普通科門診的50元為高，令經濟能力欠佳市民卻步，又或轉向公營西醫門診。為了更好鼓勵市民使用中醫服務，推動中藥產業發展，政府應將中醫診金與公營普通科門診看齊。
《施政報告》亦提及優化2019年設立的5億元中醫藥發展基金運作。基金最為業界詬病的是資助額偏低且掣肘多多，未能真正幫到業界。基金提供兩項支援計劃——企業支援及行業支援，資助項目包括中成藥註冊、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系統優化、改善倉庫管理和物流、中醫藥推廣。惟以中成藥註冊為例，每隻僅獲2萬元資助，每家藥商最多可獲資助10隻藥合共20萬元，而設立具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認證（《生產質量管理規範指引》）廠房的資助也僅得3萬至60萬元，相比千萬元設廠費如同杯水車薪。
近年歐洲和美國等醫藥大國積極推行GMP認證，而內地亦早已跟隨，觀乎此已成為藥物註冊的必要條件，香港若要與國際及內地中藥市場接軌，加大力度建設GMP廠房為大勢所趨，否則將會落後於形勢。惟現實是香港中藥業界規模偏小，無足夠資金投建GMP廠房，認證制自2003年推行迄今差不多二十載，僅20多家大型藥商成功獲取認證，大批中小型藥商被淘汰。
宜加大力度建GMP認證廠房
因此政府應加大資助額，並因地制宜適度調整要求，而不是照搬海內外的規範要求，硬套在本土藥商上，才能協助業界提升生產質素。
香港市場規模小，開拓內地市場方面又舉步維艱，礙於看不到前景，不少業界人士未敢投放資源，這可是個惡性循環。行政長官提出深化香港與大灣區中醫藥協作，我們希望這不只是口號。一直以來香港中藥難以進入內地市場，在於兩地的醫藥制度及藥物標準不相同，而又並沒有互認機制，即豁免對方已註冊藥物在本地出售時重複註冊的要求。
互認藥物問題爭持多年也沒有結論，或可從較易入手處着眼，僅豁免香港研發的新藥，現時兩地新藥的臨床實驗相同，這樣香港新藥理應符合內地要求。這可節省新藥在內地重新註冊的費用及時間，亦可吸引海外如日本大藥廠在港註冊及投資，有助推動中藥產業發展。
香港享有具信譽的中藥產業體系，在經濟前景不明朗下，政府實應痛定思痛以大膽及創意思維推動產業發展。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將於本月28日主辦「粵港澳大灣區中藥協作研討會」，邀請衞生局官員及多位業內資深人士共謀對策，探討中醫藥發展，屆時我們會討論如何有效利用香港中藥的品牌優勢，與大灣區進行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為產業發展作出貢獻。
莊玉惜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