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公布後，不少人將重點放在「派糖」、「減糖」之上。筆者則認為預算案中「經濟發展的定位和方向」的章節最值得細讀；這關乎香港長遠經濟發展的功能定位，以及未來產業方向的調整。特別是如何通過加強與大灣區腹地的緊密聯繫，為香港進行經濟結構轉型，以解決香港長久以來的貧富差距問題。適逢今年2月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兩周年，筆者亦希望藉此契機，為過去兩年大灣區的進展進行回顧和檢討。
誠然，礙於社會事件和疫情的雙重影響，大灣區的進程確實受到客觀的環境因素所影響。同時，由於大灣區內包含「一個都市群、兩種法律制度、三個獨立關稅區」，為大灣區內不同要素流通產生一定的困難，所以我們不能用常規的區域合作和發展思維，而是需要在合作思維和模式上有所突破。粵港澳大灣區的GDP比南韓或澳洲更大，而且增長潛力更大更多，是一個機會處處的龐大市場。在「十四五」的雙循環格局下，香港需要反思如何更好地善用大灣區平台，有待疫情好轉後，緊貼國家的經濟發展快車，為自身的經濟發展「再出發」。
第一，在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的發展方向下，香港必須視大灣區為本地市場，才能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框架下，兩地貨物貿易已獲「零關稅」優惠，然而由於香港幾乎沒有本地製造業，因此實際獲益其實不大。雖然CEPA後來就服務業的專業資格認證簽訂了補充協議，然而目前仍然面對「大門已開、小門不開」的困境。香港專業服務業人士在內地執業可享國民待遇，惟他們可能需要重新參加內地的專業資格考試，甚至需要積累在內地工作的年資才可以獲得有關資格，兩地的不同體系讓香港專業人士要取得在內地的執業專業資格及資質比較困難。
下一步，我們必須從根本思路作出改變：例如法律專業，除了少數（譬如刑事訴訟等）範疇外，應全面鼓勵和推動持有香港政府或指定專業團體認可的法律專業資格者，可毋須參與內地的考試或事先取得執業經驗，也可以獲取內地的專業資格及資質，反之亦然。香港總是有些聲音認為香港融入到內地經濟發展會被「搶飯碗」，筆者持相反意見。內地市場之大、企業之多，在開放兩地資格互認後，大量香港專業人士可以在廣闊的內地市場大展拳腳，加上香港專業人士的既有優勢，總體來說對香港必然是好處多於壞處，反之則不然。
第二，借助香港作為國際聯繫窗口的優勢，為大灣區引進更多海外投資和企業。香港有大量熟悉內地和大灣區市場環境的優秀專業服務業人才，可以為海外企業提供出色的投資環境及風險評估、專業法律諮詢、公共宣傳推廣等服務。同時，香港的公司註冊制度較為便利，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完善，近年來更致力發展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的制度優勢一直是最大的資本，也是香港能方便連結全球資本的重要基石。融入大灣區的發展只會讓香港更充分、更全面地發揮既有的制度優勢，對香港而言是「百利而無一害」。
第三，發揮香港作為財資管理中心的優勢，協助大灣區企業「走出去」，步向世界市場。大量在大灣區乃至全國的企業，其實體業務在境內蓬勃發展，對於資金調動、資產管理、海外投融資等服務有龐大需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銀行體系發達、支付體系完備、市場體系成熟穩定、監管系統完善，是不少內地企業進軍海外市場的戰略據點。同時，香港是國際化人才滙聚的地方，擁有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熟悉國際規則、具有跨國企業管理經驗的各國管理人才和專業人才。通過在香港招聘更多國際化人才，充實到大灣區企業的管理層和業務部門中，有助企業的海外投資、國際聯繫、品牌發展等，提升大灣區企業的國際化水平和公司軟實力。
香港專業聯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