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即將到來。
有不少聲音可能會認為，2022年乃是再也不能再差下去的谷底，2023年，則乃是萬物回春的開端。這些聲音甚至會興奮地說，「最壞的已經過去了，未來只會一片光明。」
但筆者不是一名盲目樂觀的人士。從「谷底」邁向「重新上升」過程當中，必須經歷多重波浪、起伏。更況且，筆者從不相信我們能從一個簡單的周期性框架分析地緣政治。政治沒有必然的螺旋上升或向下。與其向其投射不切實際的期待，倒不如面對現實，從現況找出蛛絲馬跡。依我所看，與其說2023年是世界和平、穩定、秩序等浴火重生之年，倒不如說其是曇花一現的迴光返照。接下來數年全球矛盾將會加劇、衝突升溫──2023年，可能是最後一片「樂土」。
以下乃是我就着明年所作出的四大預測：
第一，中美關係會先揚後抑；南海將會成為兩國之間的新博弈戰場；
第二，全球化會更進一步趨向撕裂化及區域化；俄烏戰爭會先短暫升溫，然後完結；
第三，全球經濟陷入危機；中國經濟復甦存有暗湧及結構性隱憂；
第四，科技與社會之間博弈日漸白熱化；人工智能將會對就業模式構成衝擊。
今期先集中探討第一與第二點──主要圍繞着政治主軸。下周再探索第三與第四點──主要圍繞着社會與經濟主軸。
一、中美關係之先揚後抑
第一點，也是本人認為是2023年最為關鍵的重點。中美關係未來數十年的走勢大抵取決於從2023年初至2025年初之間的「兩年關鍵期」。這兩年關鍵期當中的關鍵問題，不但包含了台海會否出現局部熱戰的泥沼摔角、中國能否在美國的重重科技制裁及圍堵下突破，更將會定奪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戰略博弈中，能否重整旗鼓地繼續在經濟貿易方面的上升軌跡，或是陷入與美國的持續惡鬥，並因而虛耗大量內部生產力資源與資產，耗盡改革開放與建設小康社會所帶來的經濟紅利。未來這一年，在中美關係當中，美國無疑將會是較為「主動」一方；相對於嘗試以集中拓展高端科技與重新發展經濟作為經濟復常方針的中國，美國將會採取更為外向型的外交政策，嘗試在外交舞台上構建一個看似單純促進單純合作，實際與中方勢力分庭抗禮的利益共同體。
2023年之始，相信中美之間會承接着今年冬季所達成的一系列非正式「和解約定」，決志在包括全球暖化、公共衞生（或是透過美國向中國的疫苗供應、外國科研商在中國國內設廠、或是中美多國共同調查新冠疫情源頭等）、文化交往等議題上推動更進一步合作深化，甚至會在俄烏戰爭上進一步確立「不能動用核武器」的共識。隨着中國面向世界的旅遊、觀光重開大門，這也無疑會對中美之間的民間與二軌外交有正面作用。美國在過去數個月歐盟諸多國家的施壓下，並無即時的政治意願或資本跟中國徹底鬧翻。
同樣，中國在經濟重啟、處理國企債務問題上，也需要外資及外國消費需求的鼎力支持，這從二十大以後顯然冒起的「溫和務實外交」作風可見一斑。未來一年，中國相信將會花不少工夫重新與包括英美在內的西方諸國修補關係，為矛盾升溫「封頂」。這些考慮及因素，將會是明年絕大多數時間（包括第一、二、三季等）的中美關係主旋律。即使有個別意識形態主導的美國兩院議員可能對紓緩圍堵中國有所排斥，但面對俄烏戰爭正在僵持、歐洲物價上升等當前迫切的問題，白宮唯有暫時與中南海破冰，在貿易層面上接受某程度妥協，然後在「國家安全」及軍事科技層面上持續強硬作風。
去年底，筆者估計2022年內台海不會出現戰爭。就着明年事態發展，筆者對此大致「維持原判」。台海不會短期內打仗的原因有三：第一，對於中方來說，實現祖國領土統一雖有其關鍵道德重要性，卻沒有時間上的絕對迫切性，毋須在2023年末前以成本昂貴的手法實現自身願景。當局最可能的判斷便是，隨着台灣經濟停滯、執政黨在民生議題上持續失去民眾支持，並在各方分散投資（包括台積電在美國得州興建另一製造廠）的前提下，台灣與大陸直接談判籌碼將會持續萎縮。站在北京角度而言，台海問題毋須在12個月內解決，但也許要有所進展。
第二，美國現時缺乏足夠的盟友支持，讓其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更鮮明的表態立場宣示。絕大多數歐盟與東盟政府（尤以職業外交官為甚）皆不願意公然在此議題上跟北京對着幹。
即便有部分意識形態主導的國家之代議士選擇在歐洲議會中採取更為親台而反北京的立場，但這並不足以讓需要紓解嚴重通脹壓力、短中期內期盼中國能協調俄烏戰爭的歐盟，往極端反北京的一方靠攏。俄烏戰爭所構成的地緣政治威脅，再加上美國就着國際貿易的出爾反爾，皆令不少歐盟內的外交務實派，重新偏向與北京進行積極外交及對話接觸。因此，華盛頓如非必要，絕不敢輕舉妄動。
第三，美國軍事資源（包括資金及裝備）固然頗為充裕，但在俄烏戰爭仍在上演之時，其所帶領的北約集中處必然乃是烏克蘭戰場，而不是西北太平洋的「越洋陣線」。日本軍事化過程仍需時間進行；澳洲新上任的工黨政府正嘗試與中國作出新外交模式的實驗（甚至將「中國通」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委任至駐美國大使），這與上任自由黨政府針對中國的消極作風有鮮明落差。可見西方諸國暫時並不想統一時間參與在多重（包括台灣）戰線之中。在這種種因素下，中美關係在明年絕大多數時間，應當會迎來一定的喘息，甚至重建互信的空間。
但這種復和，到底是真正而全面，還是短暫而曇花一現呢？筆者傾向於相信是後者。
須知道美國政治建制在國際戰略層面上試圖與中國一拚高下的意欲，長遠而言抑制中國抬頭而威脅其地位，這一根本性研判沒有因11月峇里島的習拜會而有所減退。此一會面固然讓雙方為中美關係設置了「護欄」（guardrails），而美方事後也試圖對外釋放「沒有任何企圖對中國進行冷戰模樣的封鎖」此一訊息。但這並不代表美方不會嘗試透過鞏固及拉攏盟友，從而為將來與中國「攤牌」的可能性做好準備。
美國主管財政及貿易等的有關部門絕對有可能針對中國科技、晶片、上市公司等提出更多實際政治利益掛帥，以「公平競爭」美其名而行使的制裁與封鎖。現時已經聽到有個別零星國會議員要求就着新冠疫情起源進行調查，對中國「欲加之罪」；再加上美國國內種種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以及年中可能發生的經濟衰退，這無疑將會令其外交建制嘗試將國內情緒轉移至向中國的發洩及激烈競爭之上。
且拿台海來說：筆者擔心（也認為有可能發生）的數種情況如下：第一，假設明年末，選舉年近的拜登，主動就着台海議題向國際社會提出鮮明而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的「親台」論述，以鞏固國內支持，防止共和黨競選對手指控其外交立場軟弱。同時，此舉則令北京認定其不能不回應、反擊不可，間接導致台海局勢升溫，更有可能擦槍走火。第二，即便經濟務實考慮在短中期內確實取得勝利，一旦時間漸長，美國或歐盟當地因意識形態緣故而強硬反華派在媒體輿論及文化思想等的角力中逐漸佔有上風，可能在明年年末前採取「激將法」，誘使北京捲入熱戰之中，然後再向其施予各種各樣的經濟金融制裁──這也是有可能發生的。第三，無論是古今海內外，戰爭從來都是管治者轉移與發洩民眾不滿，將管治合理化的手段工具之一。
當然，筆者並不認為台海是2023年最有可能爆發中美衝突的「震央」。最有可能的「燃點」，反而是南海。箇中原因很簡單：相對於特朗普的「單邊形式主義」，拜登更傾向於拉攏（潛在、可能）盟友，以「多邊主義」實行「單邊主義」的制衡與封鎖方針，試圖控制及遏抑中國的國際勢力積累。美國正在努力推動與東盟國家的經貿及戰略關係，並從而確保他們會跟中國保持距離。即便美國在區內投放資源明顯不足，通過巧妙的「硬推銷」與「軟抹黑」等手法，美國正嘗試在東南亞進一步部署及拓展本身的經濟與戰略實力，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夥伴抗衡。也正因如此，東南亞諸國國內局部較為親美的聲音與勢力有可能就着南海領土問題，大做文章，嘗試將中方重新定性為與東南亞利益相抵的「威脅」。
總括而言，中美博弈在2023年表面上的激烈程度會有所減退，但暗地裏的激烈競爭仍會持續上演。無論是台海還是南海，皆有可能在明年前出現矛盾或衝突，當中尤以後者概率較高。
二、全球化之撕裂與區域化
2022年給予我們最大的警示也許是，自冷戰結束前五年開始的「技術性全球化」過程，已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則是一種「撕裂性」及「區域化」的全球化。簡略而言，「撕裂」指的乃是在意識形態與（軍事武裝）權力分配考量下，國與國之間正沿着某些戰略價值性高的主軸（例如敏感軍事科技或能源供應）進行徹底脫鈎，並從而牽涉到本來非敏感的主軸（包括貿易輸送鏈等），也連帶出現局部性脫鈎。即便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貿易來往，也沒因俄烏戰爭緣故而徹底中斷，更何況中美這兩個藕斷絲連的經濟大國？「區域化」指的則是這些「後撕裂」的國家往往會投向一個比單獨國體更大的跨國群體，並從中獲取軍事安全與經濟金融等資源，在這群體內進行更進一步的「融合」，因而方有「區域性」全球化一說。
在此框架下，筆者認為俄烏戰爭大有可能在未來一到三個月內升溫。對普京而言，現時其在烏克蘭所佔領的土地並不足以讓其論證俄羅斯為戰事所付出的慘痛代價，也不能讓他震懾國內潛在挑戰者。普京因而有可能會選擇使用生化武器、重型武器，甚至小型核武，爭取在隆冬之際令歐洲雪上加霜，但求歐盟能向澤連斯基及美國施壓，驅使他們接受「談判」及俄羅斯開出的條件。
然而西方諸國正在開發不少能讓其擺脫俄羅斯的能源來源──固然歐洲在這方面仍嚴重落後於美國，但在過去一年其向美國進口的石油及天然氣，已足以讓其大多數人民挺過這個冬天。同時，克里姆林宮最大的對手，根本不在歐亞大陸之上，對俄羅斯並沒有所謂的能源依賴：北約之首的美國能源及重點物資上自給自足，根本並非俄羅斯的囊中物。應對美國的軍事武裝「遙距戰」，俄羅斯無從入手，更甭論「要挾」美國，讓其就着烏克蘭問題妥協。即便俄羅斯作出一種垂死掙扎，也難以扭轉局面。
普京入侵烏克蘭如意算盤不但打不響，更令其必須面臨國內眾多（鬆散）勢力的批判與攻擊。當然，他不會輕易下台。即便是下台，也必定會將一名缺乏自身影響力、對普京忠誠而死心塌地的隨從提拔上總統寶座，然後由自己擔任「總統」背後的實質掌權人。須知道，俄羅斯的政商利益網絡藕斷絲連──普京絕大多數的支持者，仍是身居要職或掌握巨富的「忠誠派」，一來不敢背叛普京，二來也與普京利益挑戰者沒太多的交集。但無論如何，2023年及之後，俄羅斯政權將會面臨一次頗為徹底而廣泛的認證性挑戰（legitimacy challenge）。若普京未能及時化解民眾對其的質疑與反感，最終只能將問題暫時鎮壓下去。但假若往後這兩至三年（2025至2026年）內俄羅斯持續受經濟蕭條等結構性問題困擾，當地很有可能出現針對普京及其派系的政治奪權及顛覆行動，令俄羅斯政治陷入空前動盪。
在分析區域化全球化之時，我們不能忘記，國與國之間、國家聯盟與國家聯盟之間，也有着不少的積極相互利用與鬥爭──此乃是少不免的。固然有不少聲音認為中東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正在逐步強化，而這本身也是與中國在當地「不歸邊、不挑選贏家」的「中立」政策有關。
但在剛過去的沙中會面上，沙地阿拉伯對以人民幣結算這問題明顯實行「拖」字訣，這也許間接影射或帶出中東國家政治體制對中國的判斷：可合作，但不能完全投向其懷抱──除非有更鮮明而可持續的利益誘因。
正因如此，我認為2023年，乃是一個「交易年」。部分包括沙地或卡塔爾在內的中東國家，有可能以中方對該區明顯提高的興趣，作為向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叫價」的籌碼，迫使美國重新將注意力投放在該地域中，並要求華盛頓停止過往數年將自身的價值觀及「普世價值」添加在他們之上所帶來的道德勒索。作為面對「新能源轉型」時最為脆弱的石油經濟，沙地阿拉伯、卡塔爾、阿聯酋等中東國家，一直以來皆有必要在中美俄歐等主要勢力之間左右逢源，卻也要同時平衡國內民眾及國際社會對執政方針與路線的期望。
因此，筆者並不認為中東會在2023年一面倒地往中國靠攏，而會嘗試利用中美雙方對其的需求，走出具備戰略自主權（strategic autonomy）的自身道路；再加上中東諸國內部的宗教及文化分歧，讓其難以被「統一、團結」起來。中國與中東於2023年，離真正的互動互信，仍有一段很大距離。
同時，歐盟也出現了頗為明顯的內部分歧。由德國政客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領導的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較為偏向於以「自由價值」作為外交、政治、經濟的核心思想，相當重視歐洲與美國（以及英國）之間的「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合作。反之，由前比利時首相米歇爾（Charles Michel）所執掌的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則較為傾向於維持在中美之間的獨立性，較為傾向於與中方、美方皆保持一定距離（距離未必完全一樣），從而更能確立歐盟的戰略自主性。這兩者之間的不和乃是公開秘密（《政客》﹝POLITICO﹞曾對其作出報道），也反映了歐盟內部的利益分配與集團分歧。自2019年至2022年中後期，歐盟對中國立場不斷修改，並朝着美國政界主流意見所傾斜，箇中很大程度乃是與歐盟委員會與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之間的緊密結合，以及歐洲議會由各國選民所選出來的政客，相對於反華而偏「自由派」有關。
但自從今年10月末始，歐盟對華立場開始出現逆轉，尤其是在貿易及企業權益等層面上，呈現出更大的靈活度與積極性，嘗試與北京破冰。這反映出的，乃是歐洲理事會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在歐盟內部的話語權、與官僚系統的協調融合度，以及與各國行政班子與領袖的直接聯繫下所形成的間接影響力皆有所提升──讓理事會能將議會部分較為激進而理想主義主導的聲音威信削弱。此消彼長下，歐盟決策層於2022年末終於回歸務實主義。相繼訪華的德國總理肖爾茨（Olaf Scholz）及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在促進疫苗、汽車供應、歐盟企業在華權益等實體問題上，取得頗為顯著的成就；再加上美國在過去一年對歐盟所實施的保護主義及關稅政策引起歐盟內部反彈，綜上所述，歐盟對華態度緩和此一趨勢，相信將會在2023年維持下去。
除了以上俄烏、中東、歐盟這三大「主軸」以外，筆者認為2023年的朝鮮半島及印巴局勢也有可能出現衝突與升溫。前者，乃是因為金正恩管治下的北韓正面臨龐大經濟下行壓力，北韓需要作出一定程度的武裝化表示（militarisation signalling），方能從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大國獲取更多資源及關注。印巴局勢則與印度當地執政黨印度人民黨（BJP）正打算透過數年後的重新劃分議席分布（unfreezing delimitation）及一連串合法措施，進一步鞏固其信奉印度教教條主義成員在印度國會及政府架構的影響力。巴基斯坦內憂（經濟）外患（印度步步進逼），難保不會在此關節上與印度正面衝突，從而轉移國內民眾對領導層的不滿。
以上這篇，乃是筆者針對世界各地地緣政治趨勢的一些判斷。至於社會經濟趨勢，且容我們下期再談。新年快樂！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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