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019年新冠疫情教會了這個世界什麼，那就是每當我們低估恢復能力，所付出的代價——包括生命損失、經濟破壞和人類潛力的浪費——就會非常慘重。通過汲取這一教訓，我們可以實現未來抵禦衝擊能力的提升。
過去幾個世紀，社會已經找到了一個進步和繁榮的簡單公式：那就是經濟增長。產量和生產率的穩步增長似乎是解決所有難題的靈丹妙藥，包括糧食不安全、貧困和疾病。但我們現在是否已經到達了增長戰略成為陷阱的轉折點，因為單純的增長戰略正在更大範圍內產生新的問題？
看上去是這樣。在本月召開的有史以來首次諾貝爾獎峰會前發表的一份最新報告「我們的星球，我們的未來」中，我和我的同事提出，世界未能重視社會和生態彈性意味着本世紀所面臨的衝擊將會更加嚴重、更具破壞力，並在幾個世紀乃至幾千年內產生更為持久的影響。但我們可以通過推動平等、信任與合作來建立社會彈性，並通過重視多樣性和複雜性而非效率和簡單化來實現生態彈性的提升。
提升社會彈性
疫情殘酷地突顯了忽視彈性的風險。我們的經濟已經變得如此相互依賴，以至於一個國家的命運取決於半個地球以外其他國家的表現。我們的城市往往是工業和創新的蜂巢，現在卻已淪為疾病的熱點。我們的運輸系統可以完美地將病原體運往世界各處。而我們的某些主要通訊網將謊言和錯誤訊息置於真相之上，因此很難分清事實和虛構。
極端不平等往往以顯而易見的方式降低了社會彈性。相對貧困的國家，因為醫院較少、研究力量較弱、治理能力較低，因此導致疫情管理能力不足。而在富裕社會，窮人往往最為脆弱，因為他們的風險因素更高。他們被迫面對更高的空氣污染，更容易被肥胖所困擾，而且生活在比富人更為擁擠的環境中。因此，疫情往往對他們打擊更大，在他們當中能夠實現更快傳播。
但經濟不平等也會以其他方式侵蝕彈性。不平等現象更嚴重的社會中，人們往往更不信任政府，部分原因是貧困民眾認為政客主要為精英利益服務。這種狀況可能鼓勵民粹領袖的崛起，並且加大推行影響全社會所有民眾的長期政策的難度。
所有這些都非常有難度。但在我們的報告中，我們認為，本世紀可能的最嚴重衝擊來源於我們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有毒。生物圈——即靠近地球表面的生命繁衍區域——至少有35億年的歷史。但在人的短短一生中，主要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人類系統性地降低了自己家園的恢復能力，從而導致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後果。
人類正在對生物圈進行切片、分割和簡化操作。我們主要以農業為目的管理地球上75%的可居住土地。我們強佔了陸地植物所提供能源的25％，而人類及其牲畜則佔所有哺乳動物權重的96%。隨着我們在森林、濕地和草原上披荊斬棘，那些適應能力最強的物種——即能夠以最快速度適應人類環境甚至茁壯成長的物種——往往是蝙蝠和老鼠，這些生物最容易寄生病原體。
支持生態多樣
生物圈的恢復能力——即在不斷變化的條件下保持原狀、吸收衝擊和持續發展的能力——取決於多樣性，同時也取決於面對不確定性和未知條件下生命再生物質和以全新方式進化的能力。增強這樣的彈性需要我們尊重星球邊界和支持生態多樣性。但最重要的是，我們看待和評價全球公共資源需要採用一種全新的方式。
我們正在面臨一場完美風暴。我們在地球上的生存需要我們重新思考評估全球文明彈性的方法，首先要承認其嵌入生物圈並受到生物圈的影響。簡言之，我們必須開始與所居住的星球合作。我們不能用為亞馬遜公司估值的同樣方法來對亞馬遜雨林的價值進行計量。同樣，我們無法以與消費品同樣的方式對洋流或南極的穩定——兩者均以顯露出脆弱的跡象——進行定價。我們還需要重視團結一致的社會，重視包容、信任與合作。
2019年新冠疫情對社會來講是一個變革的時刻。我們知道，我們需要在2030年前減半溫室氣體排放量。我們清楚，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而且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們就知道，一切照舊絕非建設繁榮和可持續未來的方法。
我們現在必須改造經濟，將多樣性和彈性置於簡單和效率之上。這首先意味着，我們要摒棄那些與我們稱之為家的星球脫節的簡單而具有破壞性的增長策略。
相反，政府必須重新引導經濟活力，使得人類及其自然環境的彈性得到保障。歸根結柢，重視彈性足可與重視人類未來等量齊觀。
瑞典皇家科學院貝傑爾生態經濟研究所所長，現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斯德哥爾摩彈性中心創始人兼科學主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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