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選制下的立法會選舉將於2021年12月19日舉行，提名期確定為10月30日至11月12日。這是新選制下的第二場大型全港性選舉，也是香港民主秩序整合的重大契機甚至最後機會。任何香港的政治勢力或政治人物若錯過此次選舉，無緣立法會具體席位，喪失體制內正式的議員代表與議價能力，都將喪失香港民主遊戲中的基本角色和未來利益。
傳統非建制派的政治失敗是香港民主的遺憾，但也是轉機。包括民主黨、公民黨、民協等在內有關政治團體最終無法確定與新選制的「善意合作」立場，要麼抬高黨內初選門檻以限製出線，要麼對新制度暗懷「杯葛主義」而放任選舉的「冷場效應」，缺乏基本的政治理性和民主責任感投入新選制的政治遊戲。至於走港獨路線的「許智峯」之流煽動的「如水計劃」式的選舉極端攬炒主義，還沉迷在「修例風波」的迷惘之中，在政治上早已過時和不智。新選制建立的「愛國者治港」的民主新秩序，是真正符合「一國兩制」及對香港繁榮穩定、民生福祉負責的理性民主，需要香港社會集體行動起來，抵制選舉攬炒，參與選舉競爭和投票，以民主的公共理性為香港爭取一個人人從中受益的、正義而可持續的未來。
參選是一種積極政治倫理
參選，或不參選，在立法會選舉中的政治洗牌和重組意義更為突顯。相比選委會，立法會是《基本法》上行使日常自治立法權的憲制機關，對香港民主運行與法治保障具有重要作用。惟其如此，儘管傳統的非建制派政黨缺乏信心和信任感加入新選制的民主遊戲，但非建制派獨立參選將成為主要形式，同時不排除出現新的非建制派臨時選舉組合與議題性組織，並在此基礎上凝聚形成新的非建制派政黨序列。
新選制本身是嚴格按照「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設計出來的民主選舉制度，對參選團體和個人是有法律門檻和條件的，如果後者不能滿足法定要求，不能清晰展現制度性忠誠的基本條件，也就不可能獲得該制度承諾並公平分配的任何政治利益。新選制確立的是一種既安全又公平的民主遊戲規則。在規則面前，適應者入場，不適應者出局，這在習慣於法治原則和博弈邏輯的香港社會不難被理解和接受。
傳統的非建制派在整合性與組織性上面臨崩解，但作為代表香港社會相當一部分選民基礎的非建制派力量本身不會消失，而是必須尋找到新的政治代表與政治話語形式。代際更替，新舊更替，制度性淘汰，賢能競爭文化的興起，以及面向經濟民生與融合發展的實質性政策議題的中心化，不僅導致香港民主遊戲在「換人」，也在更新議題、話語和民主生活方式。這些由新選制帶來的民主文化、民主遊戲規則和民主競爭秩序的結構性變遷本質上屬於香港民主整合的理性現象和趨勢。真正理解和信仰民主的政治團體或個人，應當支持和參與這一新的民主政治遊戲，參與民主秩序的整合過程，為香港新民主的理性建構作出自身的貢獻。至於杯葛、攬炒甚至煽動操縱和破壞選舉的勢力及其行為，不僅直接觸犯國安法、選舉法及有關選舉規例，更是對民主本身的價值背叛，只能得到政治和法律上應有的懲罰與後果。參選與否，是對香港一切政治團體與個人的民主政治倫理的「黃金測試」。
非建制派敗在民主觀的錯謬
傳統非建制派的轉型失敗，根源於他們的民主觀和國家觀的長期錯位和誤解。傳統勢力將民主作為與西方世界「連接」的價值紐帶，並以此為武器持續不斷地對「一國兩制」範疇內的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進行極端化攻擊。他們根本不信任《基本法》提供的普選框架以及中央周全考量設定的有關政制改革路徑，試圖借助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的社會超強動員及「港版顏色革命」的精緻技戰法，在香港民主空間演繹一場史詩級的「時代革命」，並對原有體制進行結構性的顛覆。
他們背後是有民主藍圖的，是有繪製和執行藍圖的龐大網絡的，但他們的民主運動喪失了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愛國。原則上，反體制和反國家的民主運動不是《基本法》秩序允許的民主形式，而是顛覆性的違憲行為，本質上屬於體制外革命的範疇，必然遭到體制和法治秩序的嚴厲反制。他們的民主，他們理解的國家，超出了「一國兩制」的憲制極限並對之產生直接的政治威脅，這是香港亂局的政治思想根源。
香港的非建制派是一個龐雜而怪異的政治組合，有港英培養和長期操縱的代理人勢力，有美國滲透控制的專業精英團體和青年學生組織，有歷史上多種原因下「逃港」的內地政治反對勢力和失敗者群體，也有內地體制內的腐敗勢力及體制外的抗爭力量，更有香港本地既得利益集團扶植和操控的各種「兩面派」勢力。這些歷史元素和「茶垢」式勢力固然組成了色彩斑斕、活力多元的香港，但也導致了香港政治的藏污納垢以及非理想條件下的極端造反。香港民主運動不是單線進化，而是來自香港本地、大陸內地以及外部空間的多種政治經濟勢力及其複雜目標訴求的雜糅。
這些「茶垢」成份在香港平台為各方利益共享的「歲月靜好期」安然無事，這種安寧不是香港法治孤力所致，而是宏觀利益的結構平衡，沒有人原意破局。但這種一時的利益平衡及其根植的制度體系本身是有缺陷和脆弱的，一旦遭遇本土主義、外部干預主義的破壞及國家主義的保護性反制，必然不堪「自治」而變亂起來。從非法佔中到修例風波，從「黑暴區議會」到國安法，從美國非法制裁到選舉制度改革，一一印證香港固有民主文化與自治體系的結構缺陷和制度脆弱性。
「清一色」不是政治負擔
所謂愛國者治港不是「清一色」，並不是立法者的政治負擔或緊箍咒，而是一種民主政治的邀請和善意，回應者同為政治上的善意遊戲方，迴避者或繼續攬炒者則成為最終出局方。攬炒者以為「清一色」是中央和香港建制派的政治負擔，以為「清一色」的結局是對手的政治羞辱和政治被動訊號。其實他們羞辱的是自身的政治人格和責任倫理。不是「清一色」是政治善意，不是政治負擔；是政治開闊空間，不是政治內捲宴席。他們的攬炒企圖不能得逞，因為建制派在新選制下必然更加內部多元化和競爭激烈化，朝着賢能政治方向理性轉型，「忠誠廢物」和「兩面派」會遭遇結構性擠出效應，以更好代表香港社會及服務《基本法》目標，而非建制派也一定有獨立參選人和新團體參與民主遊戲。在經歷選委會選舉的有關制度磨合、立場博弈與資格審查的邊界測試後，在立法會選舉中各方將更加理性和穩健地出牌和互動，甚至出現一定的寬鬆空間和政治利益的多元分配餘地。攬炒者除了自辱，就是出局，沒任何其他投機利益可取。
許智峯宣稱的選舉攬炒計劃，呼籲香港人投白票和廢票，試圖製造香港史上「聲譽最低」的選舉，甚至也有人號召不投票，製造極低的投票率。這些「負面選舉」的鼓動者或者跑路遠遁，或者暗藏網絡深處，自己收取西方勢力給的曝光度、流量和豐厚利益，卻繼續煽動香港本地人破壞新選制和民主整合的良性進程，破壞「十四五」期間香港社會民生與經濟融合發展的良好前景。他們無非是想通過抵制新選制，製造西方勢力渴望看到並加以利用的有關白票率、投票率來進一步損害香港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他們的話語和手法竟然也還停留在2019「修例風波」期間的攬炒主義階段，沒有花費心思和投入資源「研發」出2.0版的、有新意的創意抗爭術。他們的政治道德與政治技藝已經基本破產，他們與香港社會及民眾的根本利益已喪失有機的聯繫，他們的目標和手法已老套到只是「口號秀」和「鍵盤秀」。
不過，非建制派的選民基礎及其內部尋求適應新制度的理性力量是客觀存在的，香港民主整合的關鍵取決於非建制派中「合作派」的覺醒和出現。民主遊戲中的「合作」不是喪失政治立場和原則，而是對極端立場予以檢討和鬥爭，以共識性的憲制秩序和選舉法律作為前提和基礎，重新確立政治參與的綱領、路線和方式方法。非建制派必要也必然會逐步出現掙脫原有意識形態緊箍咒的新生力量，在適應新選制的過程中實現民主的成長與成熟，並與建制派在同為「愛國者」的前提下展開民主遊戲的理性競爭和賢能治理的全過程競爭，共同塑造香港民主的良性競爭秩序與合作理性。
總之，香港新的民主遊戲已深度重構，新的民主政治時間已「滴答」向前。不參選的非建制團體或個人將面臨「永久性出局」的政治命運，而自我改造並適應新選制、朝着符合愛國者基本法律要求之「忠誠反對派」方向演變的新的非建制派團體與個人將逐步取代傳統勢力而穩步沉澱於香港全新的民主秩序之中。香港社會需要團結，新選制需要認可和支持，「北部都會區」需要賢能有為的管治隊伍，新香港需要理性高效的民主秩序。參選已經不是狹隘的團體或個人利益問題，而是長遠的社會公共利益和政治倫理問題。陳明上述利害與道義之後，我們真誠期待新選制下的立法會選舉別開生面，書寫香港民主的新篇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