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電子平台興起，人們被各式各樣的資訊平台包圍，近年文化界時不時會有「出版業已死」的討論，認為書本媒介終將會被慢慢淘汰。然而，在英語世界，出版界依然業務蒸蒸日上。而我相信隨着中文的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香港不宜錯過學術出版帶來的機會。
「開放取用」帶動利潤增長
根據出版人協會（Publishers Association）在2024年5月公布的數字，英國出版業按年總收益高達70億英鎊，數字是歷年新高。對於近年經濟疲弱的英國，出版業成為了非常重要的戰略產業，亦是其文化軟實力的象徵。而學術出版業是英國出版界最重要一環，其規模比起商業出版和教科書出版加起來還要多，收益高達36億英鎊，其中電子收益佔當中的26億。英國出版業的成功，固然有賴於全球「英語霸權」的延續，英文依然被視為世界語言，是跨國貿易和旅遊常用的語言。當法國、日本等傳統出版大國都面臨市場萎縮時，英國出版社總會找到新興市場填補。
在學術領域，英語霸權更加明顯，甚或至在各地走向制度化。在3月12日，QS公布了最新的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本港超過200學科上榜。香港高等院校能在世界大學排名屢創佳績，其中一大原因是研究表現理想。香港的大學研究評審（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會參考各院校的研究產出數目，再分配資助額度，而這裏指的「研究」，大多是指英語頂級學術期刊論文或著作。大學在考慮是否給予教職員終身教席時，也多參考教職員的英文學術生產能力，中文學術著作未必會納入計算之中。畢竟，現時不少衡量學術表現的量化指標如「影響因子」，計算範圍都只限於英文學術數據庫。而公布QS世界大學排名的Quacquarelli Symonds，本身就是一家英國公司。
當然，英國學術出版社近年賺得盆滿缽滿，除了有市場需求因素，自身也要經營有道。近年盛行的「開放取用」（Open Access）出版模式，為出版社帶來強勁的利潤增長點。在從前，出版社大多行「先買後閱」的商品賣物模式，讀者想看書就真金白銀購買。而由於學術期刊和書籍通常都艱澀難明，一般市民未必感興趣，學術出版社要依賴大學圖書館購買、訂閱。由於大學排名出現，大學希望學者研究有更多人引用，「開放取用」便為出版社另闢財路，讓學者所屬機構或者資助單位「先付費，後公開」模式來出版內容。這筆費用稱為「文章處理費」（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根據牛津大學的數字，主流學術出版社會為每篇「開放取用」論文索取平均2000至3500鎊，最高更可達1萬鎊。
「文本多元」撼動英文霸權
我認為中文學術出版在未來將會發展出龐大的機會。英國學術出版業的蓬勃有賴於殖民遺產與英文霸權，可是當解殖主義成為世界浪潮，愈來愈多學者高舉「文本多元」（Bibliodiversity）的旗號，呼籲學術生產要變得更文化多樣、更貼合各地社會需要，以達到思想解殖，英文霸權在未來並非不能撼動。
根據中國環球電視網提供的數字，全球有多達3000萬人學習中文作為外語，某些「一帶一路」國家如沙特阿拉伯，甚至已經把中文納入至公共學校課程，未來有一天，中文或者會成為真正的國際語言；加上中國大陸、台灣、港澳地區、星馬和海外華僑加起來的大中華市場，對華語知識生產本來就有極大需求。中文學術出版是值得探索和投資。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以及區域創科中心，擁有世界一流學府，以及良好的全球高教網絡，學者交流頻繁，如果能大力發展中文學術出版，是能夠幫助華文學術國際化，令華語學者可以接通海外。
而且，香港坐擁強大的出版基建，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皆擁有一流的學術出版社，過去生產無數著作，甚至發展出自己的期刊。除此之外，牛津大學出版社亦有分部在香港；一些商業出版社如「三中商」，以及獨立出版社如滙智、手民，都有處理學術著作的經驗。香港是絕對有條件發展中文學術出版。
我認為發展中文學術出版，也是為誰生產知識的問題。當學術論文本來已經內容艱深，還要以英文書寫，市民大眾實在難以接觸研究成果。當學者們埋首苦幹，最終只獲十數名象牙塔學者引用，確實要反思現行的知識生產方式。而且這也涉及到資源分配的問題，現時難以找到確切數字，究竟香港高等學府花了多少資源到購買「開放取用」權利之上，這批外流到英美學術出版巨頭的白銀，如能花在本地出版社身上，可許已經製造一些本土就業職位，養活不少編輯和行政人員。
當然，兩文三語是香港特色，作為國際大都會，英文在本港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而英文學術出版也是香港高等學府保持競爭力的關鍵。然而，英文學術出版和中文學術出版本來就可以並行不悖，在大學研究評審盛行前，本地也有很多活躍於公民社會的中文學者。問題是盲目催谷英文出版的同時，政府也可以思考如何發展中文出版，這將是一大商機，也是令香港學府擴充本地社會和區域影響力的機遇。
金斯頓大學出版學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