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高、穩定、假期多，在不少人眼中，老師絕對稱得上是「筍工」。殊不知教育界捲入風眼後，部分老師憂慮政治凌駕專業，引發退休離職潮。面對香港新常態，有中學副校長坦言「唔知點教下一代」，寧願放棄可觀收入，與年幼子女一同移民。
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今年初，中學校長會一項調查顯示，去年7至11月非正常退休離職教師，比2019年同期上升15%，因移民而離職教師增加超過100%；逾七成校長估計，教師離職人數將持續上升。
上月該會去信政府，再次提及教師（尤其是中層）嚴重流失，憂慮影響教育質素，建議政府了解港人移民原因。教育局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近年公營學校教師流失率大致平穩，由於現時身處暑假，未有最新數據。
距離開學尚有一個月，新學年有多少名教師離職，相信到時一清二楚。「走幾多人才叫離職潮？是否一半才算？」與其爭論箇中定義，曾任職學校高層的吳先生強調，「教育界人工好高，而且超級穩定，以往基本上做到退休。」潛台詞是，為什麼連這批生活安定的中產，居然選擇離開香港？
早前教協透過網上調查，訪問1000多名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的教師和校長，發現四成教師有意離開教育界，主因是政治壓力日增，其次為不滿本港社會狀態及教育政策。
社會進步源於制度
吳先生即將踏入52歲，去年才升任中學副校長，進入事業收成期，從沒想過退休前離港移民。怎知同年5月，坊間流傳《港區國安法》即將實施，把心一橫舉家搬到英國生活，較原先計劃提早8年半。他粗略估算，因此損失至少一千萬（包括薪金及公積金）。
放棄高薪厚職，皆因香港變得陌生。「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因為夠開放，擁有普通法、人權、新聞自由。」他認同要維護國家安全，也明白言論自由有限制，但現時事事都涉及國安，「同我理解差好遠」。
吳先生一直主力教授中國歷史，近年兼教通識科，接受本刊越洋專訪時，同樣從歷史角度，分析現時的教育環境。他憶及，二戰後香港經濟成功起飛，拋開同區其他英語系國家，關鍵是制度有改善，例如設立廉政公署打貪，社會才可以進步。
在他看來，過往香港之所以獨特，在於社會多元包容，凡事上綱上線，只會走向單一，故步自封。「有時觀點唔一定正確，但可以攞出黎講，根據事實發表不同見解。」他慨嘆這一切都「gone with the wind」。
「歷史都是鑑古知今，唔想太離地，希望引用實質例子類比。以前用得的例子，現在未必可以。」他舉例說，去年通識教科書內容大變，有的將自由、民主、人權，甚至是可持續發展等觀念，寫成西方文化入侵，「我覺得改過咗龍」。以人權為例，「明明是大家汲取二戰教訓後，所得到的共識。」
早前元朗信義中學舉行歌唱比賽，據報有學生以原版歌詞，演唱流行歌《銀河修理員》，未按校方要求改去「亂世」、「對抗」字眼，遭到記大過處分。吳先生也有留意這宗新聞，「思想開始自我審查，愈收愈緊，最大問題是不知道如何界定紅線。」
「現在大家都好怕篤灰，好似秦朝時互相監視、什伍連坐法，這種社會不健康」。他補充，雖則新加坡國民部分自由受限，起碼執政黨經選舉洗禮，表現不佳要問責；同一時空下，香港官員民望長期負分，依然官運亨通。
真理在亂流下難講
昔日信奉的真理，今日面臨風吹雨打。吳先生投身教育接近三十年，也不知如何再教育下一代，「我希望將自己信奉的價值觀念，毫無保留與子女分享。如果仍身在香港，就要考慮說話有沒有後果。」
自從實施《港區國安法》，他察覺香港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不止是教育界，醫護、社福等專業團體都受到影響。」他認為，其實很多團體本質屬於建制，用作維持、支持現有制度運作，「社會卻諉過於教育界，特別是社會運動期間」。
有論者認為香港動亂，源於缺乏國情教育。「我教中史最清楚！」吳先生難掩激動：「2000年時政府根本不重視，高年級無學生讀，幾乎想殺科，但2008年民調顯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高於香港人，如果純粹因為教育而不愛國，當年國民身份認同點嚟？」
他表示，香港人從來都是順民，教育程度高，既聽話又合作，當社會出現遊行示威，政府更應該要反思，而非推卸責任。
過往，他見證學校由家長式管教，變得自由開放，覺得是進步；現在，社會上有人不講道理，甚至公然提出「藤條打仔論」而沒有後果。他認為，如果價值觀遭到扭曲，為下一代只有選擇離開。
「好感恩曾經在舊香港成長，從小吸收到不同思想，這套價值觀會陪伴我走下去。」拋開一切搬到新地方重新開始，他自言沒有感到後悔與不捨，皆因很清楚「舊香港過咗去」，至少現在不用再瞻前顧後，「此心安處是吾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