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這次紀念回歸25周年，大街小巷都出現大大小小的國旗與區旗及慶祝標語，節日氣氛從來沒有這樣熱鬧過。除了有人認為這是50年不變的中間點外，背後隱約的理由，可能有歡送香港過去波動不安、嘈嘈吵吵的十多二十年，迎接未來新篇章的含意。經過2019年的「黑暴」事件，隨即又陷入近3年的新冠病毒防疫抗疫工作，大家趁這日子高興、放鬆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內地的朋友，特別是在網上的討論，對這事的關注重點及角度則完全不一樣。大約從2014年的「佔中」事件到2019年的「黑暴」事件，內地人對香港的印象及感情出現了顛覆性的變化。他們以前對香港的美好感覺，如與他們一起成長的廣東歌和電視劇，現在不單止沒有了這連繫和親和感覺，更因為香港出現了一些污衊、排斥內地人的聲音及行為，而令兩地人的關係徹底翻倒過來。對我來說，這是25年來最大的遺憾。2019年反修例運動最後演變成街頭暴動及各種恐怖行為，顯現了香港黑暗的另一面。在這次25周年回歸紀念活動中，大家應好好反思，回歸後的香港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我們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
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政策，是一件複雜的事情。但在一個國家內同時存在兩種制度並不是史前無例的新事物。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萬曆15年》（商務書局版）的附錄中，就列出中外曾經出現的「一國兩制」的四個例子。包括：荷蘭：一國下多個城市存在不同制度；英國：共存的兩個不同的法律體制；美國：內戰之前南北的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及我國在遼的朝代時，對遊牧民族地區及南方農耕地區採取的不同的稅制。這些例子雖然與香港的情況不一樣，但其性質基本上是一樣的。25年來，其實也應該包括回歸前的15年，要總結這40多年來我們在處理香港問題上的得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裏只挑幾件事出來深討一下。
「能不變就不變」，但還是大變了
姬鵬飛在處理香港問題的關鍵時刻，接手主持香港事務，他對香港的過渡安排有一句名言，就是：「能不變就不變」。中央當時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如何在這大變局中，保持香港社會的穩定。我當時也曾就此大原則作了一些思考，但我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句話的重要性及影響，「不變」的程度能走到什麼極限。一個例子就是1997年7月1日的特區政府班子，除了特首董建華和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之外，英治時期的所有官員，包括明顯有英國軍情六處背景的人，都全部留任。我相信這對英國人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意外。
1997年後的香港不止「馬照跑、舞照跳」，整個政府架構及人事基本上也沒有變化，超額完成了姬鵬飛主任的「能不變就不變」的指示。但我們忘記了這些架構下的基石，即人事的產生辦法，則完全改變了，這就是選舉政治的引入。香港的最高領導人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機關的成員，都由委任變成了以選舉產生。這是造成香港高度政治化，社會撕裂的最大原因。但到了今天，仍有不少人不明白，為什麼香港一個重經濟、少談政治的社會，會在回歸後變成一個高度政治化、分裂的社會。引入選舉，推出他們信任的人上台接手，是英國人撤退時的慣常做法。當時北京正處於改革開放，在面向西方的大氣候中，不少人自然也認為選舉是理所當然的事。對選舉政治缺乏了解，是回歸前後造成香港管治困難、社會動盪的一大原因。去年中央出手大幅度修改了香港的選舉制度，將情況管控下來，但選舉政治在香港政治生態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應怎樣管控好其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仍是一個有待深究及解決的問題。
干預，不干預，還是要干預
自從所謂「香港問題」出現後，（我們不叫「香港『前途』問題」，因為香港的前途——回歸中國，從來就不是問題。）「干預」，即中央介入香港事務，就變成一個非常敏感的名詞。有關這問題的考慮，也緊緊扣在中央制定對港政策的每一個環節中。在1989年的北京事件後，為回應港人的擔心及顧慮，總書記江澤民提出了「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說法，企圖安定民心。回歸後，中央對香港事務，也有「不管就是管好」這超脫的說法，這些都是港人樂意聽到的。在2003年出現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的大遊行後，中央的有關說法出現調整，變成了「不干預，但有所作為」。中央首次明白到對香港事務，還是需要有動作的，但是什麼動作，除了中途換了個特首外，也沒有看到什麼。
2019年的「黑暴」事件後，中央大力出手替香港制定了《港區國安法》，修改了選舉辦法，這可以說是一反常態，放手大力介入了香港的事務，其中的理由也是顯而易見的。反對的人會繼續反對，但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接受中央這些舉措，明白到2019年出現的情況，只能由中央出手才能解決，才能使香港回復到安定的局面。
其實這樣的情況，早就在鄧小平的預見之內。他在1983年談到這問題時就說：「再一個是有些人擔心干預。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繼續指出：「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在「一國兩制」下，中央在香港的治理上從來就有相當的角色、權力和責任。中央插不插手，干不干預，只視乎是否有這需要，對香港有沒有好處。過去兩年的介入動作也不是沒有先例的。回歸後不久出現有關「雙非」、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爭議，中央就主動解釋了《基本法》，糾正了香港終審法院的錯誤判決，使香港避過了一個災難。經過20多年來圍繞這「干預、不干預」問題的糾纏和轇轕，希望香港人能夠對中央在香港事務上的角色有一個較健康的了解，但這期望可能有點過高。
50年不變，問題又回來了
香港這次慶祝回歸祖國25周年，很多人認為是「50年不變」這承諾的中間點，故這日子有特殊意義，應大事慶祝一番。也有像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田飛龍老師，提出了「上半場」與「下半場」的講法，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定下了死期，因為按這說法，下半場完了時，「一國兩制」就要落幕了。以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在不久前的一個研討會上表示，「……實際上，『50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50年後也不會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3月份時也曾說，「50年不變」是一個哲學概念，而不是一個數字。這些說法都想指出這個「50年不變」的承諾，並不是將2047年變成「一國兩制」的期限。鄧小平當年也曾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實際上，50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50年後也不會變。前50年是不能變，50年之後是不需要變。」夏主任與沈主任只在差不多40年後，覆述了鄧小平的話。習主席日前在港講話的重點之一，也是「一國兩制」不會變。這就是官方長期對「50年不變承諾」的說法，但看來這並沒有解決一些人的根本問題。
首先，這「50年」是怎樣來的呢？英國人在1979年向我方提出香港問題時，我們並沒有處理這事情的思想準備。國家當時剛從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回復過來，正準備開展改革開放的大政，並不認為有什麼「香港問題」需要處理，因為中國早就宣布不承認所有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涉及香港的3條不平等條約自然也包括在內。
故此，在我們的眼中，1997年並非什麼條約約滿的日期。但在英方不斷的解釋及游說下，我們不能不面對這問題。英方原來對香港問題的談判策略，是「以主權換治權」，即英國以同意交回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主權（她們認為按條約，這是已割讓給她們的地方），交換維持對整個香港（包括新九龍﹝即界限街以北﹞及新界）的管治權。限期當時有25年、30年的不同說法。這在現在看來非常幼稚及荒謬，但當時她們認為中國正努力發展經濟，恢復社會秩序，香港對中國非常重要，我方不可能在沒有英國這因素下，能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顯然英國完全誤判了中國人的思維。
在這背景下，鄧小平慷慨地提出「保證50年不變」，化解了這問題，這真是神來之筆。但年期現在又變成了一個問題，不同的只是以2047年替代了1997年。2047年取代了1997年，再次成為香港社會不安的因素，這是很多人想不到，想到的也沒有估到這問題來得這樣快。官方的說法，「前50年是不能變，50年之後是不需要變」，前提都是「一國兩制」這政策，再過25年後，「不變」的承諾會結束，「不變」的承諾會失去對國際的保證，如沒有補充的動作，也失去《基本法》內的保證。香港人（及一些與香港有關的外人）的根本問題，是「一國兩制」在2047年後，會自動出現失去一些保證的情況。香港慶祝回歸紀念與「50年」扯上關係，上半場與下半場的說法，都動搖了一些人對香港「一國兩制」前景的信心。
「一國兩制」這政策原來是在七十年代針對台灣而提出的，在2019年初，習主席還提出要研究「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一國兩制」的政策應是國家一個長遠的戰略構想。對港澳來說，是延續了原來對港澳問題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基本方針。在面對當下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長期維持香港、澳門，及台灣的經濟及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不變，作為國家的一個緩衝區、補充地帶，有其特殊的意義及作用。如何就這戰略思維作出一個明確、長遠、穩定的表述，是我們面對的又一次挑戰。說到底，這還是個信心的問題。
不是「兩制」的問題
很多人以為「一國兩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概念，要「兩制」之間共存、調和，是很難的事，甚至是不可能的，「兩制」的衝突是必然的。其背後的道理也很簡單，他們認為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香港是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佛利民教授多次稱讚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的一制很難與國家的規劃經濟及社會主義制度共存，「兩制」的差別，會在很多具體政策問題上形成對立。
回顧過去25年的經驗，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少，但如具體仔細分析每件事件，則看到其成因完全都不是出於「兩制」的衝突。或者以更準確的說法，內地與香港之間出現的矛盾及問題，都與社會主義制度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差異無關。以中央為香港立法維護國家安全這事為例，這完全不是一個「兩制」的矛盾。這樣的法律每個國家都有，這不是個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如將現在的國安法版本與香港回歸前相關的法律作出比較，即使不比英治時期的香港有關法律更合理及寬鬆，也絕不比原來的法律更為嚴厲、苛刻。可以概括地說，香港回歸以來出現的問題，是源於「兩制」衝突的說法是毫無事實根據的。「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的過程中，無論是人大釋法、人大作出的各種有關的決議、替香港訂立《港區國安法》、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都是國家執行自身的職權，去處理香港的一制出現的一些情況及問題。這並不是「兩制」的衝突，也不是國家體制與香港體制的衝突。這只是一些人對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做法不理解，不接受的摩擦。
將這些矛盾、問題、爭議，提升為制度之爭，純粹是一種誇大、歪曲、煽情的炒作，毫無事實根據。中央處理香港一些事務的做法，與一個單一制的國家處理其國內的地方事務的做法，並無兩樣。在英國那樣的體制下也會這樣做，在英治下的香港體制，也可以發生同樣的事情。
如歸納過去25年的經驗，「一國兩制」的實踐是一種持續的努力，不斷的摸索，以及很多的試驗。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是香港人生活在國家體制之下的一個適應過程，是香港人，無論是中國籍的還是非中國籍的，需要重新檢視及放棄其在英治時期的生活經驗，學習生活在中國這大家庭中的一個過程。習主席在香港的講話也點出了這事實，他說：香港回歸祖國，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對一個離家150多年的孩子，重新回到大家庭必定是個不容易，但也是一個昇華的經驗。
新範式基金會總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