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聯辦駱惠寧主任一月四日來港履新，在這大約半個月內，他不但會見記者、赴深圳與市委書記和市長會面、晤林鄭、董建華和梁振英，又赴廣州與廣東省委書記及市長商討港粵合作事宜，僅僅這幾宗眾所周知的公務，已見其奔波勞碌、十分繁忙；可是，他還抽空寫下昨天（二十日）於《人民日報》發表的治港方略長文：〈推動香港「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其工作能力之高、生產力之強，令人佩服。
駱主任在中聯辦主任任上的「處女作」，引起關心港事者的高度關注，情理中事。駱文的確提出不少如何「堅守『一國兩制』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以達致香港能夠「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方法，不過，這些方法並非他首創，即不是他在港半月的「工作經驗」，而是引述習近平主席的有關指示！換句話說，駱惠寧藉此機會，向他的權力來源表示効忠，「有文為證」，他會堅定不移地執行北京治港的既定政策；作為一名官場老將，駱氏不忘說些漫無邊際的空話，最典型的有號召香港各界「以強烈主人翁意識共同愛護好香港這個家，建設好大灣區這個更大的共同家園，在這個中華民族大發展大作為時代，在這個港澳與祖國內地共繁榮共奮進的時代，書寫下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新的光輝篇章。」這幾句充滿激情奔流的虛言，除了充分反映習主席搞好大灣區的宏願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看不出有什麼實際作用！
寫這些「黨八股」，不過是展示駱主任會堅定執行黨的治港政策，至於如何貫徹，臨時受命來港理順這個爛攤子，駱主任肯定不會重蹈王鄭的覆轍，而是另有辦法。
二、
駱惠寧主任十五日在新春酒會致詞，指出以香港目前的情況，「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說出了大部分香港人的心聲；不過，一如幾乎所有的人都有「世界和平繁榮昌盛」的願景而世界並不和平、經濟並不昌盛一樣，以什麼方法和手段達致此標的，才具關鍵作用！
顯而易見，去年六月上旬因「反送中」引爆的群眾抗爭運動，不但令本地經濟在世界特別是內地經濟明顯放緩下有雪上加霜效應，加上政府視抗爭者為「敵人」，「平亂」的警方因此以兇殘手段及濫捕，對付抗爭的群眾，令香港失去文明城市的光環，遭西方社會「另眼相待」。駱主任說香港有「不錯的家底，但也經不起折騰」，是實事求是之言；他對香港社會出現「重大分歧」的看法，亦非常中肯，因為香港是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問題存有異議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至於如何調和異議、梳理分歧，駱主任認為「不能走極端更不能搞暴力」。這種看法港人都能接受。
對於怎樣才能令香港「走出困局」，在讚揚林鄭市長「過去半年表現出非常時期的非常勇氣」之後，駱主任認為「一家人之間有商有量，再大的事情都好解決。」這顯然與林鄭市長以民為「敵」的言（視民間反對之聲「全屬廢話」）行（支持警方對抗爭者絕不手軟的鎮壓）保持距離。盲人可見，這七八個月來，林鄭的管理團隊（包括警隊）的確已「恪盡職守」，然而，闖出大禍（美國匆匆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制裁」、台灣遠走高飛）且無法完成習主席交下「止暴制亂」的任務。在這種情形下，筆者相信（希望）駱惠寧主任在「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政策之下，會以香港人的情懷，調整林鄭政府對付抗爭者的策略，以期走出困局並達致「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的最終目的。
三、
以高壓殘暴的手法，不難達致「止暴制亂」效果，但其消極後遺，恐非已經失序的香港和當前兇神惡煞外敵環伺的北京所願見、所能承受！與香港「交往甚深」的西方國家，在中國全方位崛起之後，無懼「因義失財」、得罪中國，「好管閒事」本性不改，高度關注特區香港政府的一舉一動……。配合這種國際情勢，民間集會團隊於去周（十九日）發起的「天下制裁」集會，要求政府馬上啟動政改以達致《基本法》應許的雙普選，並以要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為要挾；特區政府當然不加理睬，因為外國政府和政客對香港內政並無「發言權」……。
在一般人（包括筆者）以為「反送中」運動「戾氣漸消」，即經歷近八個月的抗爭、數以千計激進分子被捕，街頭活動因而會趨平靜，這種設想，顯然大大低估年輕一代的抗爭勇氣，參與「天下制裁」集會便達十五萬之眾（警方的數字是一萬一千六百八十）、港九浴血，這次向國際呼喊的和平集會的「宿命」，一如舊貫，由於雙方──集會者及警察尤其是無證便衣警察──人多雜聲，加上警方為維穩而揮舞警棍及施放催淚彈，而「遮打集會縱火破壞，中資行滙豐再受難」，令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如果出現屍橫街道的血腥場景才能「止暴」，其後果絕非威權當局所能承受！
平息這種極可能令集會者的「訴求」獲得國際間正面回應即凝成一股「國際制裁潮」的亂象，來港才十多天便「已經感受到了家人的親切」的駱主任，雖然刊於《人日》的鴻文「與黨中央政策同調」，但在策略運用上，也許可能會以「一家人」而非以解決「敵我矛盾」的心情，處理香港問題，讓香港「重回正軌」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