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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7日

王玉清 珠三角發展

合作共贏外交 帶領民資走出去

今年初,中拉合作論壇首次部長級會議召開,引發世界輿論的關注。中國政府亦把這一主場外交年度第一幕定位為「全方位外交的開局之作」。官方評價甚高:「中拉論壇與業界建立的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一起,成為新時期中國與發展中世界構建命運共同體的三根『擎天柱』,與『一帶一路』戰略雙翼搭配在一起,勾畫出中國外交戰略新版圖、新格局」。

客觀來說,中拉合作論壇是繼非洲、阿盟、海合會、東盟之後,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集團之間的又一個合作機制。加之以前建立的「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中國——南亞商務論壇」,中拉論壇的建立,意味着中國與全球發展中國家集團之間,實現了合作機制「全覆蓋」。「新型大國關係」之外,與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機制性合作,使中國新時代的外交框架基本成形。

「一帶一路」刺激中西部發展

新一屆中國政府不僅在國內創造了不同以往的新常態,在外交方面也催動了大轉型:在理念上宣導以「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特點的新型大國關係和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實踐中也從「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老常態轉向「主動進取、奮發有為」的新常態。「一帶一路」即是對外戰略上提出的新構想。

「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曾引爆東南沿海和古絲路沿線各省主要城市的熱情,寄望這是經濟低迷態勢下的又一次政府買單刺激經濟的機遇。確實,「一帶一路」戰略也有其國內刺激中西部發展的使命。當時就有分析認為國內的着力點應該是構築東中西部聯動發展新模式、建設連接南北東西國際大通道、打造貿易投資合作和開放新平台、推動國內產業布局優化調整。以之前的經驗,這樣的文章做上一段時間,各地搞幾個頗具規模的會展,拿到中央各種名義的支持之後,就可以再等下一篇文章了;然而,現時真的不同了,長達兩年的「一帶一路」戰略規劃布局之後,雖然滿足國內地區胃口的各項財政金融類實質性的支持政策並未緊密出台,但從國際範圍來看,以「一帶一路」支撐的外交布局卻愈來清晰。甚至今年的中拉合作論壇之後,就有人提出,拉美在中國的國際戰略中將可望成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又一個終端。

良好的外交格局,對於外貿經濟的促進作用雖然不言而喻,但就中國所面對的國際關係現實而言,更為準確的描述依然是風險重重,困難重重。全方位外交布局成形,不難看出中國的外交以及外經貿重點發生變化。中國傳統外經貿市場是歐美等發達國家,以至企業投資試圖「走出去」時,對發展中地區的了解和聯繫都不充分。「一帶一路」戰略,與中非、中阿、中拉合作論壇開啟了中國政府和商界與發展中地區的溝通,但真正要便利中國商品和資金走出去,則尚需時日。

周邊國政局欠穩藏風險

例如,在「一帶一路」的推進中,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就成為決定經濟一體化的關鍵性因素。基礎設施不僅是中國周邊新興國家發展的短板和瓶頸,在建設能力方面,中國也已經積累了較強的能力。但是基礎設施建設不僅需要適度領先的工程技術,需要大量的投融資,更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和有效的行政法規等規則,保證基礎設施建設和收益的較長周期。環伺中國周邊國家,其政治社會環境一直不甚穩定,即便中國肯出錢出力大力推進投融資平台建設,但各國有意願也有能力立項開工的建設仍然寥寥無幾,不僅東南亞如此,中亞、非洲,乃至拉美,亦是如此。

再以拉美為例。拉美地理上接近美國,經濟上與美國關係密切,一些國家在安全上依賴美國或者深受美國的影響。美國也把拉美當作自己的後院,通過美洲國家組織、美洲開發銀行、雙邊經濟合作與援助、跨國公司、軍事援助乃至軍事干預等多種方式影響,甚至主導了一些拉美國家的內政外交。但是就算有美國多方面的支持,拉美各國的經濟建設卻一直未盡如人意。拉美經濟發展水準整體劣於東南亞,優於非洲,發展緩慢且波動性大,甚至出現阿根廷這種從發達國家行列「掉入」發展中國家行列的特例。迄今為止,大部分拉美國家經濟結構與產業政策不合理、資源利用率低下,以至於中等收入陷阱、貧富懸殊、通貨膨脹、高負債率、工業品缺乏競爭力成為「拉美標籤」。

多數非洲國家獨立時間較短、獨立後雖多與中國保持比較良好的政治關係、不少非洲國家也已經與中國建立比較深入的經濟關係。但是,這些特點只是使得非洲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基礎比較好,由於其經濟發展水準依然落後,政府的執行能力欠佳,無論是發展前景還是合作空間,最多也只是一句「潛力巨大」。何時成為如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或是80年代的中國東部沿海,恐怕還要等。

東南亞本來是經濟發展基礎較好,與中國民間關係也較為密切的地區,自東盟「10+1」機制運作以來,中國迅速增長的市場為東南亞的農業產品提供了極為強勁的需求,刺激了各國的經濟表現。但是各國涉及到領土問題,內政問題,真正涉及到大型專案,推進仍然極為艱難,如中泰間的大米交易與高鐵合作。

基於這樣的背景,拉美與非洲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重要性不如歐亞大陸。但即便在歐亞地區,各國對於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遺留性恐懼,文化隔閡,領土爭端等,加上各國內政的穩定性和執行力,都將限制中國外交戰略對企業走出去的經濟利益追求。

協助中國企業走向全球

此外,以「禮」為核心的中國文化注重友情,對於經濟利益的合理保護有時都做不到。對於極度不發達國家,給予基礎性的,短期援助性的建設支援是必要的,但從長期而言,要協助中國企業走向全球,在全球內配置資源,培育市場,中國外交政策還需要與各國更多的磨合。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是大規模的設備製造企業,民間資本走出去的國際化經營,也是實現中國外交戰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現實力量。

中國的國有資本走出去,可以不賺大錢,但不能虧大錢;可以不算入短期經濟賬,但不能不算長期經濟賬;可以適當顧及政治賬,但不能只算政治賬。但是民營資本,特別是有對外交往歷史傳承的珠三角地區,在走出去的時候,算好經濟賬,強化自身實力的目標下,不僅要利用人際交往的沉澱,也要體現現代經營的規範。平等互利的外交核心理念也應該是需要民間資本走出去的支撐。

作者為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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