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姊妹妹站起來企業得失大件事

9月25日，周四。耶倫（Janet Yellen）、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都是女兒身，但一掌聯儲局，一掌IMF，豈止位高權重，簡直位極人臣。然而，一兩個案例，不管多顯眼，亦改變不了女性在決策階層處於弱勢的事實。

在「蘇獨」公投懸而未決的一刻，林行止先生運用立足於實證研究的「投資智慧」（女性投資取態遠較男性保守），作出「蘇獨」落敗的預測。事實果真如此，唯一值得補充的是，林氏以「蘇獨」面對眾多未知因素，等於有大風險，從而推斷尚未表態的女性選民多投反對票，「蘇獨」將以少數票落敗。公投結果顯示，統獨兩派得票率相差超過10個百分點，怎看也不能算是「少數票」了。

規避風險穩陣至上

假定女性投資特質在蘇格蘭公投中發揮關鍵作用，獨派輸得較想像「難看」，足以反證女性規避風險、穩陣至上的意識，比許多人估計的更強烈。

受傳統觀念和偏見影響，女性面對風險步步為營的投資取態，在男性眼中變成不思進取婆婆媽媽，比之男性的毋懼風險勇往直前，誰更適合「幹大事」，還用說白嗎？然而，實證研究清楚說明，男性這種偏見非但昧於事實，過度執着於兩性之見、拒讓女士們肩負決策重任，損失的是企業股東和公眾。

關於投資取態男女之別，老畢透過對家中兩老的觀察，早已心下雪亮。值得討論的反而是，除了投資外，女性在財務、薪津以至人力資源等重大企業決策上，能否發揮與男性互補長短的功能。換句話說，一個兩性比例較平均的董事局，較清一色男性或女性只扮演「花瓶」角色的董事局是否更勝一籌？投資銀行瑞信剛發表了一份報告，以此為準，答案是肯定的。

報告發現，在全球範圍，董事局有一位或以上女性成員、市值超過100億美元的上市公司，截至2011年的六年，股價表現勝於董事局全男班的企業26％。以MSCI世界指數為比較基準，擁有較多女董的公司同樣跑贏。

值得注意的是，按地區劃分，歐洲的差距為18％，美國20％，亞太區多達55％。數字顯示，為董事局引入女性有利股價表現，雖則放諸四海而皆準，惟相關效益卻以亞太區為最。何以如此，值得研究員跟進。

無改男性主導局面

影響股價因素眾多，決策層強調兩性均衡是否重中之重，老畢無法確定。然而，在男女平等意識較強的歐美社會，女性於企管世界的代表性，實比許多人想像要低。以美國為例，2006年女性佔標普500指數五千餘個董事會議席僅14％。近年雖有進展，但女董比例2012年仍只有17％，無法改變男性主導的局面。

今時今日，多達九成標普500企業擁有至少一位女董，惟換個說法，即尚有一成美國巨企連一位女董也沒有；在董事局有女性成員的大公司中，多達28％只有一位女董。以全球最先進經濟體的藍籌企業而論，女性代表性是否足夠，答案呼之欲出。

要改變這個局面，一個途徑是像歐盟那樣，立法執行「配額」，規定上市公司非執董比例於2020年前達到40％。各地情況不同，美國和其他地區當然可以自定配額和實施日期。

然而，委任女董或把管理重責交在女性手上，不應只為滿足「量」的要求，「質」才是關鍵。換句話說，企業重視兩性均衡，終極目標乃提升決策的整體質素，替股東謀求最大利益。

加拿大麥馬士打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兩名學者（Chris Bart, Gregory McQueen）去年初發表的研究顯示，透過對男女董事在不同範疇思維方式的評估，得出女董於「複雜倫理思維」（Complex Moral Reasoning〔CMR〕）環節遠勝男董（得分遙遙領先）的結論。

處理利益衝突勝男董

所謂「複雜倫理思維」，主要涉及如何在眾多夾纏不清的利益中求取平衡，持續在企業決策中作出公平（fair）的決定。董事的職責，一方面要廣納不同「持份者」（stakeholders）的意見，另一方面必須作出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抉擇。女董CMR得分遠高於男董，意味女性處理利益衝突遠較男性高明，女董因而成為企業的一大「無形資產」。

香港上市公司女董比例高低，老畢一無所知，但從兩性均衡與股價表現的相關性着眼，揀股時不妨對這個因素多加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