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9日
雖然近年公眾對社企的認識逐漸增加,但認知仍然有限。其中有一種意見認為,與其開辦社企扶貧,倒不如直接的慈惠捐贈。事實上兩者的效益分別很大。社企的投資回報,除財務回報外,還有三重社會效益,包括工賑、社會成本的减省及社會資本的增加。
根據明施慎選(iDonate)對本港200間慈善機構的評級,其中只有八十一間有披露詳盡數字,它們平均在100元的捐獻收入中,只有55元用於提供服務的項目,其餘則用於籌募捐款、員工薪酬及行政開銷等。
弱勢社群直接受益的工賑
若以評級最高的十間機構計算,則每100元約有平均80元用於服務項目開支,最極端是其中一間著名但低評級的機構只有7元用於提供服務。
豐盛社企學會訪問了五間規模較大及能自負盈虧的社企,包括明途聯繫、神託會、復康力量、黑暗中對話及豐盛,它們的起動投資額中位數為460萬元,每年營業額是總投資的3倍,單發給所服務的弱勢社群的工資,每年平均是總投資的51%,兩年合共便是102%,超越上文提及的評級最高的十間慈善機構,亦超越社企自身的總投資額。由於它們都能自負盈虧,亦即是這種效應會維持下去,除非經營環境惡化。
豐盛社企學會亦訪問了三間總投資額少於100萬元的社企,其中兩間仍在投資期。它們發給弱勢社群的工資較高,平均每年超過其投資額的60%,這也是它們未能平衡收支的其中一個原因。
現時在商業營運上有盈利的社企不多,但因為其母機構的長線投入、或創辦者對公益目的及社會效益的堅持,而持續經營,背後原因是投資者看到社企的價值並不純為盈利,而是其帶來的綜合回報。
對受助的弱勢群體而言,除了直接工資外,工作本身亦能帶來滿足感甚至成就感,因為同樣是6000元,透過工作賺取比單單接受施予來得更有尊嚴。正如彼得.杜魯克所說:「每個人都需要收入、需要社群、更需要挑戰──讓他們有所作為,受人尊敬。」
同樣的100元,若作慈惠捐獻,受助者的一次性得益平均是55元。若投放於規模較細及仍虧蝕的社企,受助者每年的工資也達60元;就算該社企在一年後倒閉,受助者所得仍比福利施予多。若投資於可持續經營的社企,則更能獲倍乘效應,這種成本效益應該獲得重視。
邊緣群體未能融入社會,社會需為此付出成本。這些社會成本包括防止或解决問題所需要直接支出的公帑和問題所衍生出來的其他社會福利支出。目前關於社會成本的報告不多,主因是難以量度及統計。
舉例言之,釋囚很多時找不到穩定的全職工作,結果要走回舊路。粗略估計,政府每年約花費100億元去防止罪案發生、破案捉人、進行檢控、囚禁及協助釋囚的更生。如果能夠提供就業機會予更新人士,讓他們重投社會,所減省之社會成本可量化為每人每年約25萬元。
另外,一個能夠公開就業的智障人士,估計每年可減輕政府在綜援及支持就業的支出約10萬元。而長期失業者獲得聘用,可以使其家庭脫離綜援,政府的津貼亦可減少約5萬至10萬元。這些都是工賑帶來的社會成本减省。
提升社會倫理資本
社企作為以市埸運作的營商企業,其倫理規範、對人和環境的互惠和公平、管治透明度等,均能彰顯另類價值觀,促進社會進步,有別於資本主義下市場交易事事以利為先,鼓勵個人的自我滿足及成就,只要合法,人情倫理可以不受重視,導致社會內的倫理資本下降。
銀杏館的長者員工所示範的不是老有所養,而是「老有所用」;長者也能夠幫補家中收入,對香港經濟有所貢獻。
彰顯思維轉化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其中一個成功案例是樂群社會服務處的「簡單家居維修就業計劃」。該合作社的會員共200多人,為基層工友創造就業機會。服務對象能在職業技巧、表達能力和自信心上都獲得提昇,衝破樊籬、突破自我;合作社社員亦積極參與決策工作。另外,因會員投入成為義務導師,亦加强社區內的互助。
社企幫助的不單是草根階層,更包括中上階層。去年豐盛的知識義工調查顯示,以5分為滿分,覺得做知識義工有意義一題得4.6分;剛成立的豐盛社企學會更有專業人士交2000元的年費,以尋求能夠貢獻一己之長的義務工作,成為社企教練或撰寫研究報告等,推動香港社企發展。
豐盛髮廊的一半常客表示願意多走八分鐘路程、多付16%以支持其社會使命,原因是覺得助人自助很有意義;有豐盛投資者平價出售股份,將資金轉至更有需要的項目,對積壓了三年的資金並沒有冀求財務回報,因為他們尋求的是社會效益,而不是派息。
社企不單是彰顯一種思維的轉化,更加是搭造一個能夠讓支持者持續参與建設社會的平台。
本文撮自豐盛社企學會報告
社企民間高峰會文章系列之十二
社企民間高峰會目的是藉介紹海外及本地成功經驗,推動社會創新企業家精神和社會變革。本年度高峰會將於2011年11月24-27日舉行,主題為「社會變革新動力:社會事業與創效投資」。網站:http://www.social-enterpris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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