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發展的偶然與可能

1945年5月7日，德國無條件投降。幾星期後，經濟學者勒舒（August Lösch）死於德國拉策堡，終年只有38歲。從此他幾乎湮沒於歷史中，其事跡和學說，直到數十年後才被陸續發掘出來。

禍不單行的經濟學說

勒舒是活躍於兩次大戰之間的經濟學者，毫無疑問是個天之驕子，師承當時仍在德國教書的傳奇人物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且拿了兩次洛克菲勒獎學金到美國訪問，二十多歲已經發表了大量德文著作，後來更在頂級學報刊登一篇文章，比美國的Alvin Hansen更早指出人口波動與經濟盛衰的關係，開啟了今天仍然流行的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論說。

不幸的是，當勒舒的生產力處於高峰，二戰槍聲響起，反對納粹主義的他拒絕流亡美國的機會，不肯入黨的他失去了學院的工作。戰爭期間，他一面從事地下反抗運動，一面在極度惡劣窮困的環境下繼續研究。好不容易捱過了戰爭，勒舒卻在盟軍醫院中感染猩紅熱，不久就因而去世。他僅有的幾個學生也全都歿於二戰當中。勒舒剩下的學術遺產只有未完成的經濟學著作。

可是不幸還陸續有來。勒舒的助理和遺孀不知如何處理大量文稿，於是委託名重當時的德國經濟學者Walter Eucken代為整理出版。只是不出幾年，Eucken獲海耶克邀請到倫敦經濟學院作演講，就在台上心臟病發倒下去世。勒舒那些文稿從此就在冷戰期間不見天日數十年。

勒舒的舊同學Wolgang Stolper的命運好得多，在納粹上台前已移居美國，他跟熊彼得的另一學生、諾貝爾獎得主森穆遜（Paul Samuelson）提出的Stolper-Samuelson定理，已是經濟學理論的經典，至今仍是國際貿易的基本內容。原來在勒舒在去世前，曾把不少文稿寄給Stolper保管，後來就存放於其任教的密歇根大學。只是在1981年，密歇根大學一名員工據說因不滿被解僱，一怒之下縱火燒掉了經濟學系大樓，勒舒的遺作就跟系內的其他初版經濟著作、名家手稿一併湮沒於火海之中。

命運似乎在千方百計地阻止勒舒的思想流傳。

這個坎坷得有點荒謬的故事，是一位來自瑞士的同事告訴我的。他近年埋首整理勒舒的信件和文稿，跑到不同的圖書館收集文獻，為的就是勒舒學術思想可以完整地重見天日。

諷刺的是，勒舒強調從空間（spatial）角度分析經濟活動聚合分離的進路，今天在經濟學多個範疇中都相當流行，只是行內人未必知道有勒舒這個半世紀多以前的思想根源而已。

尋找失去了的聲音

如果勒舒逃過二戰一劫，城市經濟學、貿易理論以至宏觀經濟的發展會有什麼不同？從歷史到科學，一直都在問這種「如果」（what if）的問題，既為「反事實」（counterfactual）的想像而費煞思量，亦替那條沒有走的路（the road not taken）而感嘆和可惜。像勒舒這種不幸例子，歷史上實在多不勝數。

早前細讀中國社會學者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的英文原著，就深為其清晰思路和創意吸引，只可惜他六十年代回到祖國以後，餘下的幾十年再也沒有發表重要著作。若果他當年留在美國，會繼續為社會歷史學作出什麼貢獻？常聽說歷史沒有「如果」，但人性就是喜歡往「如果」的方向想，想像一個從未存在過的情景，想像一些沒有發生的事情，想像現實世界以外的其他可能。

學術思想的發展充滿偶然。活躍於錯誤的年代，提出不合時宜的想法，以至人生中一個小小的錯誤選擇，已足以讓有意思有潛力的作品石沉大海。相反，配合天時地利，有價值的思想就可以在良好的環境中發揚光大，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建構改良，人多勢眾漸成建制，既降低後來者繼往開來的固定成本，亦增加對現狀不滿者另闢蹊徑的難度。這個路徑依賴的效果，不單會讓高質的理論得以徹底發展，就連本來平平無奇的理念，也可以幸運地在歷史洪流中生存下來。

Timur Kuran於其舊作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中提出，在群眾社會壓力下造成的「保守」效果，原來也適用於思想史之上。

思想史的樂趣之一，正是尋找這些被遺忘的歷史分岔口，為沒有機會開花結果的想法重燃希望，讓勒舒這類倒楣失意的人物再度發聲，在正統主流的寬大歷史路徑上，補上與眾不同的一筆。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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