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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5日

梁天卓 經濟3.0

監管風暴的意外後果

「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這是鄧小平1986年8月在天津聽取滙報和進行視察過程中說的。然而,在35年後的今日,由大型科網企業上市被叫停,到補習社不能再謀利,再到批評打機是「精神鴉片」,習近平治下最近的監管風暴似乎是以行動表示,出貓唔好太高分之餘,賺錢亦可能要跟政府分,現在或是這些民營企業富起來後「帶動」其他人和地區加速發展的時候。

監管補習不能改善社會流動

問題是,這場監管風暴可達成中央的目標嗎?

中央政府早前推出「雙減」(減輕學生作業負擔、減輕校外培訓負擔)新規,禁止校外教育機構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其初衷應該是「優化」高考制度作為「成為社會流動的渠道」。的確,中國人一向注重子女教育,為了子女能贏在起跑線,家長們都不惜工本,上課的科目補習當然不在話下,下課後的課外活動亦多姿多采,務求他們能夠十八般武藝樣樣皆能。可以想像,擁有一個富爸爸,無疑可以令自己的起跑線推得更前。

然而,政府主動推出政策,縮減窮爸爸和富爸爸育子成龍起跑線的差距是否一定有用?最近經濟學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在工作論文「Lessons from Denmark about Inequ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中,比較相對無為而治的美國和積極有為的丹麥兩國的社會流動,發現即使丹麥政府多年來又抽稅又實行免費大學教育等政策,但當地的社會流動性並沒有比美國更高,反映學童的家庭背景對其將來成就的影響實在不容忽視。

回到中國,在學位數目沒變的情況下,「雙減」政策對社會流動的影響是什麼?一方面,所謂三歲定八十,富爸爸的家庭環境對小朋友的影響在「雙減」政策後會有增無減;另一方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窮爸爸是否有時間資源去找對策是個疑問。「雙減」政策下窮爸爸和富爸爸育子成龍起跑線的差距是否就能收窄?未來是窮爸爸還是富爸爸的小孩升讀大學的機會較大?

打擊科企影響未來民企集資

從螞蟻金服上市前被叫停,到滴滴出行恐有下架風險,再到騰訊(00700)旗下手機遊戲被指為「精神鴉片」,我相信中央政府打擊這些科網企業背後都有其原因(無論是維持社會穩定、保護民眾私隱還是防止青年「吸毒」)。不過,所有政策都有其成本。從這些中國科網民企的股價看,它們的市值就因為中央政府的監管政策而蒸發數以萬億元人民幣計,以中概股為成份股的金龍指數(MSCI Golden Dragon Index)單單在7月就萎縮了20%!

股價大幅下跌,除了反映政策本身對這些企業業務的直接影響之外,更多的其實是代表政策突然轉向對投資者回報帶來的不確定性。試想一下,假如英超在季中不斷更改球例,有時讓守門員在禁區外用手觸球,有時又禁止球員以頭頂球,有時又說會「回復正常」,作為球會也不知道如何買人吧?同樣道理,政策搖擺不定亦將令科企投資者無所適從,直接打擊他們的投資意欲。對不少依靠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的科網企業來說,創業初期燒錢讓企業能夠發展至臨界點(critical mass)已是基本動作,因為政策而導致民企集資更困難,極有可能使中國科網企業前景更暗淡。

制度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從來對投資和民生都十分重要。我想到鄧小平在差不多30年前的話:「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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