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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2日

曾國平 經濟3.0

學者信譽不是這樣煉成的

學者寫學術論文,基本要求是內容沒有自相矛盾,沒有自打嘴巴。學者議論時事,同樣需要前後一致,不要今天用一套標準,明天用另一套完全相反的標準。不過,當分析加入了政見立場,滲進了敵我思維,加上大量發表言論和意見的實際需要,保持consistency就不容易,所謂龍門就要搬起來了。

我想講的,是一些學者為近期泛民參與議會工作提供的「學術基礎」。

政治評論一日都嫌長

先跟大家回顧過去幾個月來的發展。

今年夏天,泛民支持者一度為「35+」的議會戰線感到興奮,數十萬人熱心參加初選,結果非傳統政黨候選人大勝。熱情過後,政府以疫情為由,延後選舉,初選努力化為烏有,話題變成泛民議員應否接受政府委任,在沒有民意授權下,在未來至少一年繼續留在議會。

由於留任與否有爭議性,泛民為此搞了一次民調。我記得當時有不少學者為此發表意見,全力支持泛民議員留任。「議員需要有官方身份監察政府」、「留低不等於承認議會權威」、「總辭後惡法會長驅直進」、「總辭除表態外並沒有實質意義」,這些都是我從民主黨「懶人包」看過的學者觀點。此外,也有學者講過「民主派若杯葛議會,亦沒有任何後續替代方案」,「民主派決定總辭,是不尊重香港選民之舉,令數百萬民主派支持者失去在議會的代表」。留任,似乎是唯一合理選擇。

結果,民調結果以反對留任者居多,就算是表明支持泛民議員的受訪者,意見也只是一半半。民調未能達到泛民議員本來訂下的標準,泛民議員於是作出「政治決定」,只把民調結果作為參考,決定留在議會「阻擋惡法」。新一年立法會開始,從官方紀錄可見,泛民議員在出席率、競選委員會主席等事情上,表現跟以往未見有明顯分別。

昨日,又到中央宣布DQ四名泛員議員。泛民曾為此一致決定,若然落實DQ,將會總辭表示抗議。(編按:梁繼昌及楊岳橋等4名立法會議員昨被取消議員資格,民主派議員決定集體總辭。)

事到如此,當時支持留任的學者,又提出什麼意見呢?有學者指政府若果用《港區國安法》在此時DQ泛民議員,其實是一個「成功爭取」,可以令香港在國際上得到更多關注,因此是「有賺」。另一位有份舉辦民調的學者,認為現時的政治情況與兩個月前作民調時已不盡相同,更估計若再進行一次民調的話,支持總辭的人數會更多。至於其他曾經為此踴躍發言的學者,則暫時未有表態。

犯錯須承認 轉軚要解釋

不是政治專家,也不是時事評論員,我只是作為一個普通市民關心事態發展。不需要政治學、公共行政的學位,也可以看出學者為泛民在議會去留一事上的標準,一改再改。寸土必爭、「阻擋惡法」一度是唯一目標,總辭一度是不負責任而且沒用之舉,現在卻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無論DQ幾多議員,總辭都成了最佳選擇,監察政府忽然變得次要。

你會問,既然我不是政治專家,又不是時事評論員,為什麼要自討沒趣,在此「跨領域」的作出批評?我會答,除了是一個普通市民,我也是一個學者,作為同行的我實在不忍見到學者的信譽和影響力給這樣折騰消耗,無端被這強大的「負面界外效應」拖累。

學者或公共知識分子在社會的功能,就只是利用其專業知識,為大眾提供事態發展的分析,破除一些錯誤和偏見,是對抗民粹、抑制愚昧的一股重要力量。要有此正面效果,學者就要有信譽,至少犯了錯要承認,改變看法要解釋。美國大選,民調再一次失準,不少預測模型亦出現嚴重偏差,事後負責的專家立刻站出來交代,為的就是挽救信譽,同時亦要保持民調和預測模型的可信性,為免大眾對這些工具的信心再次下跌。反觀香港,為了支持自己的立場,負責民調的學者竟可以在沒有任何證據下「估計」民調意向,這就不是客觀論事,而是消費學者信譽之舉了。

前後一致很難,承認錯誤也很難,但學者從來就不是容易的工作。經濟學者又好,政治學者又好,都應愛惜學者尚存的光環。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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