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8日
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上周表示,由於現時疫情基本上已無法完全消滅,英國政府決定進行近乎無為而治的「佛系」抗疫政策:政府不會再為病人追蹤接觸史,亦只會為已送院的病人做測試;同時學校不會停課,政府只會呼籲有病徵的人自我隔離,以及年老人士盡量留在家中。
理論上有可取之處
消息一出,四處嘩然。不過,一向推崇無為而治的友報老闆施永青卻獨排眾議,認為這近乎所謂「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政策實有其可取之處:「香港式的禦敵於門外的抗疫策略代價沉重,遲早攬炒,不一定為外國所採用。如果其他國家不願意堅守這條防線,病毒勢將從四面八方倒灌香港,導致香港亦不得不棄守自己原先的防線。英國是最先明確表態,會棄用禦敵於門外策略的國家,而是讓人民有機會接觸病毒,讓人民自己的免疫系統去學習應付病毒,當大部分人都建立起免疫能力後,病毒自然無法繼續肆虐。」
我是施老闆專欄的忠實讀者。這不是因為他的觀點我都認同,而是因為他的「C觀點」很多時候都與眾不同。即使最終他的看法錯得離譜,但起碼都會是錯得有趣,為同一事情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是的,正如施老闆所言,「群體免疫」在理論上的確有其可取之處。我亦為此問過我一位研究傳播疾病的經濟學同事,他多年前曾經研究過有關「群體免疫」的可行性,最後卻認為對於一些傳播力高、死亡率又不低的病症來說,其社會成本實在太高。
政策成本達9.5萬億
「群體免疫」政策的社會成本之一,是因政策感染疫症後死亡的人命損失。要量化這人命損失,經濟學行內多會採用「統計生命價值」(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VSL)這一概念。由於我未能找到有關英國人的「統計生命價值」的研究,我從一篇學術論文找來不同年齡層的美國人在2000年時的「統計生命價值」來估算「群體免疫」政策的成本【註】。
在作估算時,我作了幾個假設:首先,由於該論文並沒有為最低和最高年齡層的「統計生命價值」作估算,我假設這些組別的「統計生命價值」較其最接近組別低一半;另外,由於英國人的平均收入較低,我假設英國人的「統計生命價值」亦較低。還有,由於論文估算的是2000年的金額,我再假設這20年的通脹大約為50%;最後,我再在不同報道找來不同年齡層感染病後的死亡率。
根據專家指出,「群體免疫」政策需要六成人染病才可有效(還要假設染病後可以免疫),我以此作估算,那麼這項政策的社會成本最少是1.2萬億美元(約9.5萬億港元),其中45至70歲因新冠肺炎死亡帶來的成本就最高,而80歲以上的亦不可忽視【表】。
當然,這只是「群體免疫」政策的社會成本下限,因為我還未計算大量病人出現令醫療系統崩潰的可能(即武漢和意大利的情況),以及其他新冠肺炎可能帶來「即使唔死都一身潺」的長期影響。
雖然不採用「群體免疫」政策死亡不會是零,但其他如封城或大量隔離的措施可以在短期內減低死亡數字,以時間換取疫苗,在目前的情況下應該成本低得多。難怪即使「群體免疫」如施老闆所說有其理論上的可取之處,約翰遜面對這樣洶湧的群情也不得不作出退讓。
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註:Eldy J.E. and W.K. Viscusi(2008): "Adjusting the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For Age and Cohort Ef-fec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3), pp. 57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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