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日
錢穆在論宋代范仲淹變法失敗,短短數十字間,將當年的知識分子,分別稱為「士大夫」、「官僚」、「秀才」,「讀書做官人」,分別在是否能「以天下為己任」和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個比例是壓倒性的分別,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是「僥幸者」,所以范仲淹失敗,王安石後敗,是必然的,不管那些人被稱為「小人」或是「君子」,都是一樣。
到了21世紀互聯網時代,知識分子多了國學以外的知識,有科學、有商業、有醫學,都是知識;要「名利雙收」,也不必只有做官一途。當個商業寫手、焦慮販賣人,都可以大有市場,亦有大量知識分子甘做粉絲,有人為之危,認為是五四運動,百年以來,一直在販賣外來知識的風氣,注定也是失敗的。
流傳後世須時代生命力
自古以來,知識分子得以流傳後世,必定是在生時久經憂患無名無利,甚至鬱鬱而終,屈原、司馬遷、韓愈、柳宗元及杜甫,哪一個不是生活在困苦中。葉龍在《錢穆講中國文學史》(商務)中,記錢穆所言:「最高文學是不求人解的」,「老子曰,知我者稀,斯我貴矣」,所以孔子、老子都不會追求當「暢銷書作家」。可以流傳的文字,是除了生命、感情外,還要有時代性的「內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才能流傳。
商業分析文章,一過了時,就無生命力,不可能傳下去,所以一時所謂的「名利雙收」,很快被取代、淘汰,不足以為憂,甚至今天在美國所謂「國師」級人馬,只要傳媒沒有報道,很快亦成過去式,這亦是互聯網時代特色,還是老子所言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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