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7日
三大負面供給衝擊(Supply Shocks)可能會在2020年引發全球性衰退,而這些衝擊反映了一些影響國際關係的政治因素,其中兩項涉及中國,而美國則處於三大衝擊的中心。此外,那些傳統的反周期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均不適用於這些衝擊。
首個潛在衝擊源於中美之間的貿易和貨幣戰爭。隨着本月較早時候,特朗普政府威脅要對中國對美出口加徵額外關稅,同時正式把中國列為滙率操縱國,令這場鬥爭正在逐漸升級。
其次,是美中在科技方面緩慢醞釀的冷戰,兩國正就多個未來行業的主導地位展開爭奪戰,包括:人工智慧(AI)、機械人技術及5G等等。華府已把中國電訊巨頭華為列入專為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的外國企業而設的「實體名單」,雖然該公司已經獲得臨時豁免可以繼續採購美國元件,惟特朗普政府上周又宣布,把46家華為附屬企業加入到該名單內。
第三大風險涉及石油供應。儘管近幾周油價有所下跌,而貿易、貨幣和技術戰所引發的經濟衰退,將抑制能源需求並推動價格走低,但美國與伊朗的對抗可能會導致反效果。如果美伊緊張關係升級為軍事衝突,全球石油價格可能會飆升並引發經濟衰退,正如1973年、1979年和1990年的中東衝突爆發時一樣。
全球貿易體系勢崩潰
上述三種潛在的供給衝擊都會產生滯脹效應,增加進口消費品、中間投入品(Intermediate inputs)、科技部件和能源的價格,同時又會擾亂全球供應鏈導致產能下跌。更糟的是,隨着商品、服務、資本、勞動力、資訊和技術方面的貿易日益分崩離析,所有行業的生產成本都將隨之上漲。
此外,貿易、貨幣戰爭,以及技術競爭還會相互激化。舉例說,5G技術快將成為大多數關鍵民用和軍用基礎設施的標準連接形式,更別提借助新興物聯網來連接的基本消費品了,惟5G晶片的存在意味着,任何電器都可能成為語音回應設備;換言之,若華為被廣泛視為國家安全威脅的話,那麼來自中國的數千種出口消費品也難免牽涉其中。
不難想像,如今情況將引發全球貿易體系的崩潰。問題關鍵在於,各國貨幣和財政政策制訂者是否已經準備好迎接這一持續──甚至是永久性的──負面供給衝擊。
回顧歷史,在遭遇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通縮衝擊後,政策制訂者收緊了貨幣政策。但由於目前通脹和相關預期均低迷,聯儲局等主要央行都在推行貨幣寬鬆政策。在央行眼中,來自石油衝擊的任何通脹壓力,僅屬價格層面影響,而非通脹持續上升。
隨着時間推移,負面供給衝擊也會成為通過抑制消費和資本支出,以壓低增長與通脹的暫時性負面需求衝擊。在目前情況下,由於上述三大潛在衝擊在爆發可能性、嚴重性和時間持續性上,均存在不確定性,美國和全球企業資本支出已經遭到嚴重壓抑。
由於美國、歐洲、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的公司開始控制資本支出,全球科技、製造業及工業部門已陷入衰退,惟這種情況尚未轉化為全球經濟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私人消費依然強勁。一旦出現任何負面供給衝擊導致入口商品價格進一步上漲,實際的可支配家庭收入(排除通脹因素後)增長將受到打擊,消費者信心也可能會令全球經濟陷入衰退。
刺激政策亟需新思維
鑑於短時間內有可能出現負總體需求衝擊,各國央行放寬政策利率是正確的,但財政政策制訂者也應該準備類似的短期回應措施。增長和總需求急劇下降的狀況,需要反周期財政寬鬆政策來應對,以防經濟衰退變得嚴峻。
然而,從中期來看,最佳做法不是被動地順應負供給衝擊,而是在不實施進一步寬鬆的情況下,主動適應衝擊。
這種衝擊無法通過貨幣或財政政策來扭轉,儘管可以在短期內對此進行管理,但試圖長期順應這些衝擊的做法,最終只會導致通脹,並使通脹預期遠高於央行目標。各國央行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被動順應了兩次重大石油衝擊,結果導致通脹與通脹預期持續飆升,還有財政赤字及不斷累積的公共債務。
最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與當前可能打擊全球經濟的負供給衝擊存在一個重要差異,由於前者主要為抑制增長和通脹的負面總需求衝擊,因此可藉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作適當應對。但如今世界將面臨一場持續負面供給衝擊,需要在中期內採取截然不同的政策作回應,若試圖通過永無止境的貨幣及財政刺激來消除損害,恐非一個明智選擇。
作者魯賓尼(Nouriel Roubini)是Roubini Macro Associates CEO,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Copyright:Project Syndicat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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