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2日
上期曾與各位讀者分析有關「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下對東盟直接投資(FDI)的重要意義,以及中國對東盟FDI的發展潛力等內容。本期將再從定量分析結果探討中國對東盟投資的因素,以及中國FDI為區域性金融機構帶來的機遇。
偏好發展處於起步國家
東盟國家較多且經濟結構不一,影響中國FDI的因素也較多,而目前的分析多以定性為主,難以探究FDI在多國範圍內的分布規律。借助面板數據的計量分析方法,可以考慮一組國家在多個時期、多項個體觀察數據和FDI之間的關係,繼而可以更好地反映個別國家的特點,得到更精確的分析結果。
由於面板數據的用途和優點,近幾十年來該方法發展迅速,在經濟計量、金融和政治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由於不少資金進入新加坡後會再次流入東盟其他國家,所以此次分析未有納入新加坡的FDI數據,根據其他東盟9國FDI的面板數據分析,可以發現中國FDI在結構和偏好方面有幾個特點。
首先,中國FDI展現出較強的出口驅動特點。在所考察的因素中,和中國雙邊貿易聯繫愈緊密,貿易自由度較高,就愈容易吸引中國FDI流入。這一特點和日韓的發展經驗以及中國FDI的產業結構特點是一致的,即所在國家的國際貿易活動是中國投資的先導;國際貿易愈活躍,和中國產業鏈分工愈密切,就愈能吸引來自中國的FDI。
其次,中國FDI更加偏好發展處於起步階段的國家。數據顯示,人均GDP未達到中高收入的地區,對中國FDI的吸引力愈大,可能是因為這些國家具備較大的增長空間和更強的後發優勢。再者,中國FDI更容易流向東盟區域內活力較高的經濟體。市場規模愈大,中國FDI進入就愈多。
同時,中國FDI也對制度環境有所偏好。企業傾向選擇信貸市場、勞動力市場和商業活動的監管限制更低的國家,以及對法律和產權保護更完善的國家。定量分析的結果還顯示,中國FDI更偏好政府規模較小、貨幣條件較好的國家。但是上述因素對FDI的影響較小且在統計上不顯著。此外,目的地國家的工資水平愈高,對中國FDI的吸引力就愈大。這一點和工資愈低吸引力愈大的預期不同,由於工資水平不僅反映了勞動力成本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在高速增長的國家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推高工資水平。由於中國FDI主要集中在和貿易相關的部門,因此推動工資上漲的勞動生產率,可能是吸引FDI的一個有利因素。
綜合以上各點,東盟地區具有多個利好條件吸引中國FDI,這些優勢將有助中國企業加強利用東盟地區的發展潛力,進行跨國供應鏈分工,帶動更多對外投資活動。
跨國區域性金融機構服務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時能夠發揮一系列自身專長。首先,可以降低走出去企業面臨的訊息不對稱,幫助企業更好地適應國際慣例和東道國市場。影響企業跨國直接投資決策的一個主要考量是東道國的不確定風險因素。
世界銀行2019年的營商環境報告顯示,東盟國家營商便利排名分布不同位置:排在前50的有3個,前80的有3個,120名之後的還有4個。OECD編製的2016年FDI監管限制指數表明,在對FDI的限制程度上東盟國家亦較OECD和G20國家嚴格。由此,扎根在當地多年的跨國金融機構除了提供專業服務外,還可以利用公司治理、訊息獲取處理和風險監控等能力,幫助企業減少訊息不對稱,更好地適應當地經濟和制度環境。
藉網絡優勢補深度不足
其次,區域性銀行可成為當地銀行服務的重要補充。新興國家金融系統往往難以為跨國企業提供充足的融資環境,而IMF編製的金融發展指數顯示,2016年東盟有7個國家排在全球前60名以外;有3個國家排在全球前160名以外。相對落後的銀行和金融體系會增加企業成本,降低資金效率。
另有研究顯示,外國企業更傾向於選擇外國銀行進行跨國直接投資。因此,跨國區域性金融機構可利用其專業化服務和網絡優勢,彌補本地金融市場深度和廣度的不足,幫助企業優化債務結構,更好地實現融資國際化。
最後,當區域性金融機構協助一家企業進行跨國投資時,可能會帶動更多相關企業進入當地市場。企業在優化生產能力的過程中,通常會發展出面向全球的生產供應鏈條和貿易網絡。以越南為例,近年來跟隨韓國三星公司進入或有供應鏈關係的企業高達三四百家。因此,在中國企業的供應鏈結構邁向國際化的趨勢下,中國FDI將為區域性金融機構帶來廣闊的增長前景。(二之二)
熊惟博為中銀香港策略員
黃思華為中銀香港經濟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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