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3日
去年國家地理頻道《世紀天才:畢加索》第八集,畢加索的詩人好友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臨終時重提他倆識於微時一段往事:
阿波利奈爾:Do you remember our mission, Pablo? When we first drank absinthe together, all those years ago?
畢加索:The perpetual subversion of the moral order.
毋忘初衷,阿波利奈爾提醒畢加索,不論他的人像畫有多受市場歡迎,他的藝術要有更偉大的目標;不論他的中產生活有多寫意自在,他的創作永遠要不落俗套。
邊喝艾苦酒(absinthe)邊談創作使命,這當然是電視劇對白。「Art is the perpetual immoral subversion of the established order of things.」這句話,據說出自寫過禁書《索多瑪一百二十天》(Les 120 Journées de Sodome)的法國哲學家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可以肯定的是,薩德是畢加索和阿波利奈爾都非常欣賞這位鍾情「顛覆」(subversion)的前輩。
畢加索顛覆了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繪畫藝術,尤其女性人像的形態和表現。畢加索顛覆創新是個有趣的經濟問題。經濟學的傳統勞動供應分析,工人會在工作回報高的時候增加勞動供應量,工作回報低的時候減少勞動供應量。藝人(artist)卻不是一般工人,藝術亦非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創作。畢加索一生創作了超過兩萬件作品,作品供應量之高前無古人。更有趣的是,從還未成名到事業高峰,再從事業高峰到長江後浪推前浪,畢加索的作品供應量並沒有經歷大起大落。1900年19歲的畢加索還未成名,一年間他創作了314件作品;1905年24歲的畢加索正經歷他的「小丑時期」(Harlequin Period),一年間他創作了398件作品;1933年52歲的畢加索受着超現實主義影響,一年間他創作了294件作品;1963年82歲的畢加索離他逝世只有10年,一年間他創作了266件作品。另一方面,畢加索作品的市場價值,卻在他26歲時達到高峰。
是的,26歲前的畢加索還未算名成利就,在創作現代藝術最重要的作品《亞維農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時更是過着波希米亞式(Bohemian)的窮風流生活。然而,成名趁早不一定對,窮而後工亦有例外。畢加索口中的「My one and only master... Cézanne was like the father of us all」,現代藝術之父塞尚(Paul Cézanne)可謂大器晚成,他25歲時的作品價錢只有65歲時的七分一,而他的生活一直有個銀行家富爸爸支持。
歐洲「富而後工」明顯
經濟學者提出文化藝術創作有一種二分之法,創作者可以分為概念型(conceptual innovators)和實驗型(experimental innovators)兩大類。顧名思義,概念型的是創作跟思想走,而實驗型的是摸着石頭過河式的創作。畢加索是概念型,塞尚是實驗型。兩位顛覆傳統藝術的大師創作,卻似乎不太受創作的金錢回報影響。
所謂「窮而後工」,原意大概是指貧窮人遇上傷心事,寫出來的詩就特別富於感情。大教授張五常卻說過:「論繪畫藝術,歐洲的富而後工的發展更為明顯了。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法國的洛可可藝術,荷蘭的巴洛克畫派,都是經濟蓬勃帶出來的。倫勃朗很有錢。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光芒不可方物的法國印象派由一群天才青年搞起來,其中除了雷諾阿,全部都是富家子。」我這裏補充先是塞尚的例子,塞尚也是個富家子。然而,畢加索絕對不是富二代,畢加索只算是個藝二代。當年像畢加索一樣在巴黎蒙馬特區(Montmartre)過着波希米亞式生活的窮藝術家,卻知道藝術創作可以致富,因為社會富裕有錢的藏家大有人在。因此,「富而後工」應用在個別藝術家時可以錯,但應用到在整個社會時,我認為錯不了。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計劃附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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