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5日
金融海嘯發生至今已經9年,即使目前大多經濟體的規模甚至就業市場已逐步返回之前水平,但全球各地大多數人民卻未感受到經濟復甦所帶來的好處,普羅大眾的生活質素更有惡化趨勢,令貧富和收入差距、社會分化等情況日益明顯,各地社會求變的呼聲愈來愈大,如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以及不少歐洲國家反建制和疑歐熱潮升溫等。筆者嘗試分兩期為讀者分析一下近年貧富和收入差距問題突顯的原因。
一、央行超寬鬆貨幣政策惠及富人。
首先,自金融海嘯以來,全球主要央行先後多次推行寬鬆貨幣政策,由零息至負息,購買國債、企業債,以至交易所上市基金等。無可否認,有關政策確實能令全球經濟成功避過一次大蕭條,但其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卻十分有限。
全球經濟嚴重不平衡的情況未有作出必要的調整,部分效益不高和產能過剩的企業未有被淘汰,負債過高的企業和個人也沒有破產,這些企業和個人現在仍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消化以往的各種不平衡,以恢復活力,故直接影響了他們對投資和消費的各種需求,不單拖慢了經濟的復甦動力,更令全球經濟長時間陷入低增長和低需求的格局。
低收入者難受惠資產升值
此外,健康的企業和個人在低增長環境下也會減少投資。因此,即使全球主要央行已大幅放寬貨幣政策和釋放了大量的流動性,但在實體經濟投資回報低迷下,這些資金和流動性並沒有流入實體經濟,只是流入了資產市場,導致全球資產價格,如債券、股票和房地產等均錄得大幅上升。
然而,在資產大幅上升的同時,卻不是每一個收入和貧富階層均能平均地受惠,甚至加劇了財富和收入不平衡的問題。因為高收入和富有人士擁有較多資產和資金,他們便更容易受到資產升值所帶來的好處,但部分低收入和貧困的階層則可能仍受到以往債務危機時遺留下來的財政負擔、失業和收入劇減等問題所困擾。
由於他們擁有的資產較少,故較難受惠於資產升值所帶來的好處。相反,資產升值,特別是房地產價格上升,卻帶來租金持續上升的副作用,對需要租樓居住的低收入或貧困階層造成更大的生活壓力。
再者,上述超寬鬆貨幣政策所創造的大量流動性,並沒有進入實體經濟。在實體經濟缺乏足夠的新投資需求下,每名僱員平均可獲分配的投資或機械設備也會逐漸減少,令近年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的勞工生產力均有所下滑,但僱員的薪酬回報卻往往與他們的勞工生產力有關,反映投資不足也會對勞工生產力和工薪階層的收入增長構成影響,特別是薪金收入是低收入人士的最主要收入來源。
二、消費物價指數未能完全反映生活成本變化,但卻作為調整薪金的指標。
一般來說,社會是以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來衡量通脹的水平。消費物價指數是量度一籃子指定消費商品和服務的總值隨時間的相對變動。由於籃子內的商品和服務數量及質量均是固定的,所以指數純粹反映價格的轉變。
簡單來說,消費物價指數是會量度同一商品或服務隨時間的價格變化,並無考慮質量變化。然而,以這一方式來衡量的通脹水平卻低估了當地生活成本的變化。
試舉例子說明,如於不同時間在同一連鎖快餐店享用一碟燒味飯,該燒味飯的價格變化,便可算是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的變化,但在現實生活中的連鎖快餐店便會每隔數年透過裝修和改善店舖環境以提升檔次,同時把燒味飯的價格提升,這樣該燒味飯便與數年前在連鎖快餐店售賣的燒味飯產生了質量變化,在計算消費物價指數時便需要作出質量上的調整,甚至把有關樣本剔除,惟市場上卻難再買到經質量調整後的燒味飯,市民生活成本真正上漲的幅度便較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為高。
無樓一族住屋成本較高
再者,雖然消費物價指數已按住戶不同的開支範圍來編製,務求最能反映各階層住戶的開支情況,但即使住戶在同一開支範圍,其開支情況亦有很大的差距,特別是佔開支比例最大的住屋開支,實際開支會因為其是否自置物業而大為不同。
在自置物業的住戶中,不單部分業主已還清按揭,且近年息率長期低企,即使部分業主仍要供樓,但實際的供款負擔卻沒有太大變化。
可是,由於近年資產和租金價格大幅上升,租戶的實際住屋開支明顯大增,這亦反映出以消費物價指數來衡量通脹水平有其不足之處。
雖然如此,消費物價指數對世界各國人民的收入卻有重大影響。首先,不少企業在與員工檢討薪酬時均會以通脹(即消費物價指數)來作為基礎。
再者,很多國家的社會福利金,以及退休金水平均是與通脹掛鈎,故若通脹長期低估市民的實質生活開支變化,便會令大部分的工薪階層,或依賴社會福利金和退休金生活的人士將會面對實質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因此,在近年生活成本、租金和資產價格大幅上升的背景下,工薪階層的收入不能跟上生活成本變化的問題更為突顯,亦間接激發了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
(二之一)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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