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1日

Mohamed A. El-Erian 博集先機

未汲取的金融危機教訓

10年前的這個月，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決定限制投資者提取他們在三檔基金中的存款。這是金融壓力的第一個重大訊號，一年後全球經濟不堪這一壓力，轟然崩潰。但2008年底爆發並一直持續到2009年初的大規模經濟和金融混亂──幾乎將世界打入災難性的多年蕭條──還是讓發達經濟體的決策者措手不及。他們顯然沒有足夠關注新興市場危機的教訓。

只要你有關於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經驗，或研究過這個主題，就會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它們的突出特徵。首先，正如已故的魯迪格．多恩布希（Rüdiger Dornbusch）所言，金融危機可能需要很長時間發展，但一旦爆發，就會非常迅速、廣泛、暴力、不加區別地蔓延。

私人信貸工廠不堪一擊

在這個順次倒閉的過程中，總體金融條件很快就會完成從繁榮到蕭條的轉換。看似堅不可摧的私人信貸工廠不堪一擊，央行和政府面臨着棘手的、具有汲在不確定性的政策抉擇。此外，決策者還必須考慮經濟活動「突然停止」的風險，這可能摧毀就業、貿易和投資。

如果在榮景時期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確保可持續的包容性增長，足夠全面地應對極端金融壓力就會變得更加困難。如果政客們熱中於互相指摘的話，就更加難上加難了。最後，危機的社會政治和制度效應可能會遠遠長於經濟和金融影響。

所有這些教訓在10年前就應該對發達經濟體的決策者們大有裨益。2007年8月9日，巴黎銀行凍結了價值22億美元的基金，這很顯然表明更多的金融壓力會隨之而來。但決策者們做出了錯誤的結論，原因主要有兩個。

發達國家無法釋放增長潛力

首先，決策者需要時間掌握金融系統潛在不穩定性的程度，不穩定性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不斷積累。其次，發達國家的大部分決策者過於輕視新興國家，認為沒有什麼教訓可以從後者身上汲取的。

不幸的是，這些問題今天仍然沒有充分得到解決。事實上，一個日益增加的風險是政客──許多人心不在焉，逃避他們的經濟治理責任──可能完全忽視最大的歷史教訓：經濟的基本增長模式的重要性。

事實上，今天的發達國家政客似乎仍然忽視了過度依賴金融創造可持續包容性增長的經濟模式的局限性。儘管這些局限性在過去10年中已經暴露無遺，但決策者並沒有充分強化經濟所依賴的增長模式。相反，他們往往假裝危機只不過是周期性衝擊──儘管有些慘痛──認為經濟會發生V形反彈，就像衰退之後通常會發生的那樣。

由於一開始決策者就沉溺於周期思維，因此他們根本沒有將金融危機視為長期或時代性事件。結果是他們有意地根據「及時、定向、暫時」的標準制定應對政策。最終，人們終於認識到他們所面臨的問題需要一個範圍更廣、時間更長的結構性解決方案。但在那時，採取果斷措施的政治機會視窗已經基本關閉了。

結果，發達經濟體花了太長時間才回到危機前的GDP水準，並且始終無法充分釋放可觀的增長潛力。更糟糕的是，它們在危機後多年中所實現的增長，毫無包容性可言；相反，許多發達經濟體始終存在過大的收入、財富和機會差距。

這一模式維持得愈久，發達經濟體未來增長前景受到的影響愈大。此前不可想像的東西──不論是金融上還是政治上都開始成為可能，甚至變成現實。

危機爆發10年後，發達經濟體仍然沒有決定性地從過於依賴流動性和槓桿──先是來自私營金融機構，然後來自央行──的增長模式中轉變過來。它們仍然沒有做出足夠的基礎設施、教育和人力資本投資。它們仍然沒有解決影響稅收系統、金融仲介和貿易的效率的抑制增長的扭曲。它們也沒有做到和技術與時俱進，實現大資料、機器學習、人工智慧以及新形式的流動性的潛在收益，同時有效地管理相關風險。

發達國家決策者在消化來自新興經濟體的重要洞見方面嚴重落後了。但現在，他們已經領略了需要這樣做的證據，也有了這樣做的分析能力。避免更大的失望、利用可持續增長資源、解決當今令人警惕的不平等性已經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之內，主動權掌握在政治階層手裏。

作者為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曾任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著有《負利率時代》（The Only Game in Town: Central Banks, Instability, and Avoiding the Next Collapse）。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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