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鋪橋搭路助希臘解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復活了一項舊橋——這項技術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時期經常用到，可讓希臘避免下個月對歐洲債務人的償債違約獲得苟延殘喘的機會，也給IMF及其歐洲合作夥伴理順解決困難重重希臘的增長和預算前景的區別及時間。但IMF的妥協讓希臘帶來巨大的債務積壓；要想降低債務，歐洲必須找對辦法，暫時把國家政治拋在一邊，按經濟邏輯及必要性採取行動。

歐洲和IMF一直在希臘債務的可持續性問題涉及兩種觀點，因此無法形成妥協，而雙方的差異已經蔓延到公共領域。歐洲當局的指導思想主要是現金流分析，它們認為，低利率和長期限讓國家的債務實現可持續。IMF指出，希臘債務存量接近GDP的200%，拖累了投資和資本流入。對IMF來說，有意義的減債才是建立信心和信譽的關鍵，而信心和信譽又是讓希臘打破長期貧困化的必要條件。

這不是希臘的兩大債權人之間的唯一分歧。它們在一些關鍵經濟預測的現實性也存在不同，包括增長與政府預算之間的重要聯繫，歐洲對前景的態度要樂觀得多。對我們這些多年來一直關注希臘經濟悲劇的人來說，歐洲的觀點大多否認經濟邏輯——原因很簡單：歐洲政客擔心幫助希臘債務紓困所導致的國內政治後果，特別是在德國聯邦大選即將在9月份舉行的時候。他們擔心，一旦提供債務紓困，可能破壞執政黨的信譽，給極端主義運動有機可乘。

平心而論，債務豁免確實棘手，會引起複雜的公平和激勵問題。但是，有時拒絕豁免債務更加危險。歐洲官員和IMF一樣都知道希臘處於這一狀況已有相當長的時間，早就淪為永久性「病危國家」（ward of the state），而其所在的歐羅區無法很好地協調這個結果。但它們似乎無力行動。

重新同意融資計劃

由於歐洲和IMF無法達成一致，希臘一直無法獲得她所需要的更多資金來出清國內債務、兌付7月份的大筆債務利息。與此同時，希臘增長再度萎縮，儘管歐洲整體經濟表現有所改善。要克服這一障礙，IMF做出了妥協，「原則上」重新同意了融資計劃。這意味着IMF支持這個國家的經濟政策意圖。這可以帶來其他資金來源（在希臘的例子中，是歐洲資金）。但IMF實際並沒有給希臘貸款，這更令人滿意的總融資擔保的（在希臘的例子中，是適當的債務豁免）結果仍然懸而未決。

這是一個承認歐洲政治日程和約束條件的短期妥協，有助於希臘避免夏天的違約，也保護了IMF的資源。這一安排將更多的融資負擔轉移給了歐洲——理應如此。它甚至還表現出統一的訊號，儘管仍存在重大不一致。

這只不過是權宜之計──或者，說的難聽些，無非是延續了眾所周知的「拖延和假裝」策略。迫在眉睫的融資問題確實是解決了，但不足以讓希臘回到中期增長和財務可持續的現實道路上。這還有可能讓IMF承受更大的政治壓力，加劇其對待成員國標準不一致的合理質疑。

妥協的IMF現在應該堅持原則，在其對債務紓困和技術條件的要求都得到滿足之前，拒絕執行希臘問題的安排。此外，歐洲官員也不能就此宣布勝利──他們在6月中旬的歐羅區財政部長聲明中就有這樣的傾向——而應該將這一妥協視為軟化他們在希臘債務問題上立場站不住腳的下一步。

與此同時，一個對雙方都好的建議是仔細地分析此前在原則上同意而沒有立即付諸執行的計劃。如果能夠得到很好的定義，包括對可能的充分執行指定一個較短的具體時期，這類計劃能夠成為放鬆增長和財務可持續性的約束性限制的催化劑和管道。他們必須成為建設性過程的一部分。它們不是孤立的解決方案。

儘管過程略有曲折，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連串這類計劃幫助避免了破壞性違約，最終也帶來了有意義的債務和債務利息減少，從而幫助拉丁美洲及其經濟體重塑高增長和財務可持續性。幾年後，這一過程再次成功地用於HIPC（高負債窮國）專案所覆蓋的低收入國家的減債計劃。

IMF和歐洲之間的勉強的短期妥協在經歷了幾個月、出現多次險情的討論之後才達成。為了希臘的命運，也為了自身未來互動的信譽，雙方應該將此視為形成（早就應該形成的）希臘經濟和金融不振的決定性解決方案。希臘人民已經等待和忍受了夠長的時間了。

作者為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他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著作有《負利率時代》（The Only Game in Town:Central Banks, Instability, and Avoiding the Next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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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hamed A. El-E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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