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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日

黎麟祥 解牛集

中國平衡經濟 必先降儲蓄率

中國政府宣布,第三季度經濟按年增長6.7%,增速與首兩季相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1%,雖按年上升了13.3%,但跟較成熟經濟體相比,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仍然有一段距離。究竟中國經濟的總需求(aggregate demand)結構由「投資驅動」轉向「消費為本」的再平衡(re-balancing),成功關鍵在什麼地方?筆者於本文探討這個備受矚目的問題。

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出口大幅增長驅動了總需求的大幅增長。據路透社今年4月的報道,2015年,中國在全球出口的份額中佔13.8%,是五十年來最高的份額水平,也是全球出口佔份額最大的國家,是美國在1968年取得這地位以來任何國家取得的最高份額。

貿易盈餘造成政治摩擦

記得中國啟動改革時,在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等方面的水平都十分低,因此依賴出口需求去吸納其生產的貨物和服務。其後,隨着部分制度作市場化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醫療體制出現了重大改變,過往實行公費醫療慢慢朝市場化、商業化的運作模式轉向,迫使老百姓不得不大量儲蓄,以備不時之需;加上實行「一孩政策」,也使不少人憂慮到年老時,獨生子女無法妥善照顧自己,於是為人父母者一般傾向多儲蓄、少消費,自求多福。

中國的發展策略,出口是總需求的重要一環,這不僅使出口值不斷增加,同時亦經常有貿易盈餘。自2001年底加入世貿後,貿易盈餘尤其顯著。但是,貿易年年大量盈餘,難免跟國外貿易對手產生矛盾,導致貿易關係緊張。中國經濟規模巨大、工資水平卻相當低,然而勞動生產率卻在一定水平,意味在競爭中,中國產品可輕易奪得發達國家的市場。這樣一來,無法避免與西方國家,如美國以至歐盟一些成員國產生貿易糾紛。可以看到,中國龐大貿易盈餘不能永遠維持的,因它會導致與其他國家的政經關係出現長期緊張,這一點是中國在崛起過程中難以承受的。

過去一段時間的貿易全球化浪潮,中國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這浪潮也激起了不少西方國家的「政治反彈」。《華爾街日報》最近報道,中國廉價產品出口湧往美國,對美國的工人階層造成很大衝擊,生計受損,由此催化了社會上的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情緒,使特朗普(Donald Trump)這樣的人物冒出來。

再者,若中國持續保持龐大貿易盈餘,連一些發展中國家也許最終亦會對中國產生反感,因為其出口永遠要處處與中國競爭。從另一個角度看,當多個發展中出口大國長期維持巨大貿易盈餘,便意味所有發達大國須長期接受巨大的貿易逆差,在政治上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當其他發展中國家模仿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就會發現中國是她們的障礙。

由於總需求=總消費+總投資+貿易盈餘,抑制貿易盈餘的增長,意味其餘兩項必需最少有一項有所增加,以彌補貿易盈餘之減少。事實上,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已增加投資去支撐其經濟增長,然而「投資驅動」增長卻面對報酬遞減的難題。唯一脫此困局的方法是,重新平衡經濟,轉換為以「消費為主體」的總需求結構。

儲蓄資金使用缺乏效率

目前有證據顯示,中國已積極着手重新平衡總需求結構,增加消費的成分,減少投資成分。過去幾年,消費佔總產值的比例有所提升,投資比例也有所減少。政府政策對此可能有幫助。例如,國務院批准每年有更多公眾假期,讓工人有更多時間消費。資料顯示,旅遊消費的確也有所增加。不過,要轉換成「消費為本」的總需求模式,增加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其中一個必須突破的關鍵樽頸,是要扭轉家庭的儲蓄行為。

過去十年,中國家庭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儲蓄率約為30%,是全球的前列;家庭、商業和政府部門合共的儲蓄佔GDP約為50%。同期,家庭消費佔GDP的比例平均約為36%。

比較過去十年美國的情況,美國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儲蓄率約為5%至6%;家庭、商業和政府部門合共的儲蓄約佔GDP的18%;但家庭消費對GDP的貢獻率約為68%。中美兩國的對比相當懸殊。

即使以英國作比較,最近十年,英國家庭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儲蓄率約為8%;家庭、商業和政府部門合共的儲蓄約佔GDP的15%;同期,家庭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平均稍逾64%。

如果我們相信,英美兩國──作為市場導向型經濟體,有更優良的資源配置效率,則中國如此高的儲蓄率,可能反映資源的配置十分缺乏效率。

中國家庭若繼續維持如此高的儲蓄率,很難想像可以有效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例,以至接近成熟經濟體如美國那般的水平。因此,中國實行經濟再平衡,發展成為「以消費為本的總需求結構」的經濟體,必須大幅降低家庭儲蓄率。

政策措施包括建立一個妥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一個老百姓容易負擔的公共醫療系統,紓緩家庭所面對的不安全感,以減少預防性的儲蓄,從而降低家庭儲蓄率;逐漸取消「一孩政策」,亦應可以增加家庭消費在總需求中的比例。

料減少中間產品進口

與此同時,加快改革金融系統,使之更趨市場化,增加國民的投資渠道和回報,也可削減高儲蓄行為。迄今,中國依然實行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政策,壓低家庭儲蓄投資的回報,並把儲蓄廉價轉移到國有企業手中,有利國家控制資源的配置。舉例來說,國有銀行給予存戶低存款利率,讓國有企業則享有很低的借貸利率。但這樣對儲蓄回報不利,使儲蓄率提高。

最近內地樓市高漲,增加了家庭收入在房地產上的開支。然而,由房地產熱潮所促使的經濟增長,並無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樓價高漲,只不過是「資產價格上漲」(asset price inflation)現象。

看深一層,中國經濟的總需求從「投資驅動」轉換為「消費為本」的再平衡過程中,也產生一些「副作用」。其中之一是,與投資的產出(output)比較,消費的產出 (或貨品) 更多為「本國製造」而非進口貨。本國製造的消費貨品比本國製造的投資產出,較少使用進口中間產品(intermediate goods),因此,中國經濟再平衡,會減少中國的進口需求,從而增加貿易盈餘,有機會與外國產生更多貿易摩擦。

另一方面,中國致力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此舉亦可能增加國家的貿易盈餘。過去,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下游,擔任最終裝配商角色,把最終產品出口外國;而價值鏈上游位置,一般為富裕及高科技發達國家所佔據。過去,中國進口一些由價值鏈上游國家所生產的中間產品,進行裝配,在最終貨品出口前,用勞動力進行加工。

建立消費為本經濟結構

換言之,在過去中國總體出口中,本地附加值所佔的比例較低(這比率稱為「本地附加值比例」,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 DVAR)。然而,隨着中國廠商透過「邊做邊學」和研發,掌握生產上游中間產品的技術,這個比例迅速提升。結果,在中國出口所蘊含的進口中間產品的佔比愈來愈小,反映DVAR不斷提升。

以上的分析,加強了筆者的論點,即中國政府應該設法降低家庭的儲蓄率,此舉不僅有助總需求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為本」,也有助減少依賴經常賬戶持續性的盈餘,緩和與外國的政治緊張關係。當消費佔GDP的比率上升,就可以減低對貿易盈餘的依賴,可以讓人民幣隨市場力量推動升值,工資隨市場力量推動上升;而貨幣升值和工資上升,有助增加消費佔生產總值的比率,形成一個良性循環;而這個良性循環有助中國成為一個「以消費為本的總需求結構」的經濟體。

筆者Edwin Lai網頁:http://ihome.ust.hk/~elai/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經濟系教授、前美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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