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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日

John Mauldin 前沿思考

GDP——披着經濟面紗的政治產物

環球金融市場風高浪急,筆者偏偏休假去了,顯然挑錯了時候,但話分兩頭,這可能正是適當時候,好讓我換一個角度思考過去一周的風風雨雨。本周主題圍繞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法的種種問題,內容摘自去年7月〈GDP弊端 大政府根源〉一文。適逢美國第二季GDP上周出人意表地大幅上調至3.7%,重溫GDP的誕生及演變歷史,殊為恰當。

進入正題前,先說說上季GDP數字上調對美國聯儲局的意義,也談談局方會否因此加息。有別於大部分人所想像,GDP數字絕非鐵板一塊,計算GDP的方法五花八門。最近,該數字沒有計算的經濟活動就引起了一點爭議。彭博日前一篇短文指出,若剔除石油業低迷的負面影響,上季GDP增長將更加可觀:

「美國錄得9年來最強勁的經濟增長;至少,剔除低迷不振的能源業後確是如此。

「2014年步入尾聲之際,面對原油價格跌勢加劇,油商及勘探公司紛紛削減今年的投資預算。要不是鑽油台及油井需求戲劇性地一落千丈,美國經濟上季將錄得自2006年初以來最強勁的增長。

「GDP包括消費者、企業及政府的開銷及投資,如撇除勘探、鑽挖機及油井的開支,第二季GDP以年率計的增幅將升至4.5%。」

即使計及石油業,上季GDP增長以今時今日的標準來說已很了不起,鑑於內含平減物價指數為2.09%,名義GDP更高達5.85%。不妨深思一下,經濟增長遠高於3%,通脹率2%,最常用的失業指標則跌至5%,但利率卻維持在零水平,這其中有何不妥?

美產值大振 加息良辰

聯儲局下次開會如不加息,怎能說得過去?假如他們以市場動盪為藉口,公信力定將蕩然無存;他們應着眼貨幣政策,而不是盯着股市,再決定如何施政。除非本月就業數字奇差(可能性似乎極低),聯儲局當下加息,應比過去7年任何時候更合適。除非出於對經濟運作的嚴重誤解,否則筆者看不到任何理由推遲加息。當前零息政策衍生各種各樣的不良投資及不當金融行為,邁出正常化第一步實屬必要。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餘棟亦有類似見解,他指出,近日金融市場亂作一團,並非中國之過,而是聯儲局在加息問題上模棱兩可,令市場困惑。他又表示,人民幣貶值幅度很溫和,只有幾個百分點而已,且此前已升值了幾年。

筆者相信大多數人都贊同姚餘棟的講法,把所有問題歸咎其他人很容易,但老實說,聯儲局是環球貨幣政策的基礎,假如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訊息令人無所適從,市場出現一點震盪實可預見。

無論如何,還望聯儲局表現一點骨氣,勇敢加息,即使只是四分之一厘也好。假如GDP增長超過3%,通脹回升至聯儲局的目標,失業又持續回落,依然應付不了利率上調四分之一厘,那美國經濟狀況也實在坎坷。關於加息問題的討論到此為止,現在來重溫GDP的發展史及計算法。

經濟學今時今日的問題,在於不少人視這門學科為「純科學」,有此看法的經濟學家為數不少。然而,只要鑽研一下測量理論(Measurement Theory),當會明白利用什麼方法量度事物,往往決定了實驗模型最終得出什麼結果。

GDP是相對近代的統計概念,建構方式任人擺布,千變萬化,實際應用亦往往甚具爭議。然而,主流媒體定期公布GDP時,背後總是假設這個數字如實反映了總體經濟表現,卻其實GDP反映的經濟面貌只是浮光掠影。GDP背後的模型不斷調整,只為加深對經濟體系規模的理解,本是出於好意,惟GDP只是了解經濟規模的眾多模型之一,更往往被政客利用,衍生種種反映某派學說主張的貨幣及財政政策。

20世紀公式不合時宜

本文靈感來自英國經濟學家科伊爾(Diane Coyle)的著作《GDP:簡短但親切的歷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全書只有140頁,但精采絕倫,肯定是筆者看過關於GDP著作中最好的一部,值得向讀者大力推薦。

科伊爾由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等經濟學先輩說起,由17世紀一直談到GDP發展起來的近代,讓大家了解經濟學思潮的消長興衰。不說不知,原來GDP模型的早期設計者,視國防開支為浪費且沒有生產效益的活動,並不想將之納入GDP;原來亞當史密斯認為,把服務計入產值會造成誤導。科伊爾在書中指出:「亞當史密斯認為,提供更多服務對國家經濟來說是一種成本,傭人為僱主帶來成本,卻不會創造任何東西。更重要的是,軍事開支及政府利息並不具生產效益。國家財富是實物資產總和減去國債,國民收入則來自國家財富。」

科伊爾在書中不僅追溯GDP的發展,還探討有關概念的根本問題。科伊爾談及的GDP缺失弊端,部分在公眾場合經常論及,亦有一些鮮為人知,連筆者也聞所未聞。以下各引文均來自科伊爾的著作:

「現實世界中並沒有GDP這樣一個實體,等待經濟學家去量度。GDP是個抽象概念……時至今日,單憑GDP量度經濟表現,是否可以接受?我的結論是否定的。GDP是20世紀的產物,專為講求實物量產的經濟模式而設,並非為科技一日千里、服務愈趨無形且數碼化的現代經濟而設。經濟表現如何,永遠都是日常政治的重要一環,我們需要比GDP更完善的方法來量度『經濟』。」

GDP統計是艱巨任務,規則繁多之餘,例外、變更、修訂及前提亦多不勝數。請女傭清潔家居,GDP就有進賬;但假如娶她為妻,GDP產值就化為烏有。當然,她有信用卡消費又另當別論,GDP很可能因此大幅提高。在英國,與妻子行房對GDP並無增益,但假如嫖妓,即使沒有上報稅局,一樣視作GDP產值。

操縱數據為希臘「國粹」

科伊爾先以一件充滿戲劇性的GDP計算事件(說得準確點是GDP誤算事件)打開話匣子。話說希臘當年加入歐盟在即,必須計算國內生產總值。負責編制相關數據的希臘機構,辦公室所在的單位陳舊失修,既沒有電腦,看來也不事生產。編制GDP的工作其實由政客一手包辦;在他們眼中,實際數字似乎太過惱人,只會帶來不必要的負擔。

歐盟委員會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決定協助希臘設立一個真真正正的統計機關,並選了當地一名深受敬重的經濟學家坐鎮。然而不消一年,該名經濟學家就被政府控以損害國家利益罪名,理論上可被判終身監禁。其實,他所以被起訴,皆因沒有秉承希臘「國粹」,在統計數字上大做手腳。很明顯,在希臘搞經濟屬高危活動,GDP「計算」對現實世界影響重大,希臘政府能否及時向歐羅區領袖借得應急錢,當地多少公務員將會飯碗不保,都看這個數字,數百萬計希臘民眾的生活水平將受到多大衝擊就更不用說。

俄裔美國經濟學家顧志耐(Simon Kuznets)堪稱國民收入領域的泰山北斗,今人所認識的大部分理論,都是在他的監督下發展而成的。顧志耐最初為美國經濟設計GDP量度方法時,並不想納入「軍備、大部分廣告、絕大多數金融及投機性活動,以至大部分政府活動的開支」;政府活動包括興建地鐵及豪宅等。

不過,顧志耐的主張卻敵不過政客的審視修訂:

「美國總統心目中的經濟量度方法,既能點出經濟的整體生產能力,又不會因為政府增加軍備開支而導致國家產出萎縮。問題是二次大戰美國參戰前夕,國民收入(National Income)的定義正是如此;根據當時的建構,一旦可供消費的私營產出減少,即使政府為打仗而增加開支,因而推高其他範疇的產出,數字上仍會顯示經濟收縮。成立於1941年的物價管理和民用供應辦公室(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and Civilian Supply)建議政府翌年增加開支,正正因為上述原因而遭到否決。改變國民收入定義並轉用GDP、背離顧志耐原來的建議,就能克服增加開支的障礙。」

量度GDP只為參戰

科伊爾指出,就GDP正確的計算方法,顧志耐曾與其他經濟學家進行激辯,尤其跟商務部國民收入部總監吉爾伯特(Milton Gilbert)拗得面紅耳赤。相關討論相當技術性,但圍繞的核心問題卻意義重大:什麼是經濟增長?為何值得統計學家量度?吉爾伯特一派說得很白,GDP的目的在於提供一個有助政府推行財政政策的量度標準。

「把商業稅及折舊按市價納入國民生產總值之中,所得出的產值數字,用作分析戰爭計劃對經濟造成的負擔更為合適。顧志耐對此極有保留,認為商務部的方法重複計算,確保財政開支會推高經濟增長的指標,哪管相關開支實際上能否惠及民眾的經濟福祉。華府這場政策之爭,顧志耐最終敗陣,不敵現實政治。

「……這個決定是國民收入量度方法的轉捩點,國民生產總值(GNP)以至後來的GDP概念亦為之一變,與18世紀初期現代工業化增長伊始直至20世紀初期、學者對經濟的既有概念截然不同。200年來,『經濟』等同於私營界別,政府在經濟生活中僅是小角色,只因為要徵稅及應付戰爭開支,才在經濟佔一席位。然而,在數百年之間,政府的角色徐徐擴大。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政府開始提供其他服務,除了防衞及司法等歷史性任務,還有今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服務,如修築道路及供水。」

在大西洋彼岸,凱恩斯(John Keynes)則主張擴大數據分析在政府企劃上所扮演的角色,1940年更發表題為《如何籌錢打仗》(How to Pay for the War)的小冊子,闡述相關理念。

科爾伊指出:

「在GDP發展過程中,政府開支列入計算之中, 取代顧志耐以個人福祉為本的主張,最關鍵的影響在於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自此成為政府戰後如何管理國內經濟的根本依據。多得量度概念上的轉變,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大大改變。GDP數字與凱恩斯宏觀經濟政策相輔相成,GDP自1940年以來的故事,實際上也是宏觀經濟的故事。國民經濟核算(National Accounts)有數得計之下,需求管理不僅看來變得可行,更顯得科學化。」

假如量度經濟增長的方法過分偏重政府開支對增長的貢獻,同時只着眼於最終消費,因而低估了私營界別的生產作用,如此一來,政策制訂者為求提高經濟增長,自然會着眼於經濟成敗量度方程式中最大兩個部分,亦即最終消費以及政府開支。

科伊爾在書中一再強調,GDP計算的政治本質:

「坊間現時充斥着各種宏觀經濟模型及預測, 發表機構有官方組織與中央銀行、投資銀行、智庫與研究員,還有各類商業預測機構。事實上,把經濟視作一台機器、按下適當政策按鈕就能加以調控,這種想法已經根深柢固……

「乘數效應問題別具爭議,皆因政府增加開支或減稅(亦即『財政刺激措施』),對提高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多大,視乎乘數效應強弱。假如乘數效應大於1,刺激措施就能推動增長,緊縮措施則會損害經濟。乘數效應到底有多大,在宏觀經濟學界大有分歧,尤其因為當前政治爭論都圍繞政府應當推行多少『財政刺激措施』,才能推動經濟加速增長。在這場『乘數效應之戰』中,對於乘數效應大小這個技術性問題,宏觀經濟學家給出的答案往往跟他們的政治取向一致,實屬意料中事。」

正如科伊爾在書中指出,今時今日理解GDP的過程,就好像年輕一代玩電子遊戲一樣。基本概念非常簡單,但掌握各級要領層層過關,複雜程度亦相應提高,幾乎毫無止境。現時國際上有一批統計學家,專責決定哪些項目與GDP統計相關。聯合國就國民經濟核算發表的首部指南只有50頁,最新版本已厚達722頁。

捕捉創新特別遲鈍

由始至終,GDP都是政治產物,既取決於知識及政治氣候的潮起潮落,亦視乎政府當下的加稅及軍事需要。在收入不均的爭論中,GDP既可用作支持,亦可以是反對工具(視乎國家而定)。

GDP對創新的觸覺尤其遲鈍,美國著名未來學家吉爾德的佳作《知識與力量》(Knowledge and Power)論之甚詳。經濟界愈來愈同意,GDP計算方程式大有不足;但實際上如何量度創新技術的GDP貢獻,經濟界卻莫衷一是。Google地圖的價值如何量度?執筆之時採用的語音辨識軟件顯著提高筆者的生產力,又應如何量值?

另一方面,對於金融服務業的貢獻,各界的意見也愈來愈南轅北轍。視乎計算方法,金融服務業的實際貢獻可以算成負數,儘管筆者並不認同。不過,金融服務業在2005年至2006年對經濟的正面作用,真的一如GDP數字所反映般顯著嗎?抑或,這只是金融業破壞過程的一部分?

作者為著名投資分析專家,其前沿思考(Thoughts from the Frontline)是目前全球發布範圍最廣的投資通訊,擁有過百萬讀者。

John Mauldin擁有極強洞察能力、擅長解構複雜的金融現象,每周對華爾街、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歷史提出精闢見解,極具參考價值。

《信報》為大中華區唯一刊載John Mauldin投資通訊的中文媒體,內容由《信報》翻譯。逢周三在《信報》及信報網站www.hkej.com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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