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憑什麼?

經濟學，很值錢。

美國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去年比較過美國大學主修80個不同學科的終生收入（lifetime earnings），發現各科最高收入人士當中以主修經濟的最搵錢，堪稱最中之最；假如你是頭5%最高收入人士，主修經濟可為你一生帶來765萬美元收入，比讀社會學的（301萬美元）高出一倍以上。讀經濟的如是，教經濟的更甚。美國一些名牌大學，頭20個最高薪的教職員當中，竟有近半來自經濟系。

除了正職，兼職經濟顧問的收入可能更可觀。我認識一位教授，兼職時薪約1000美元，之前還有傳他以過千萬美元「轉會費」過檔另一間顧問公司兼職。有見及此，早前有看不過眼的學者以「至高無上的經濟學」（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為題暗批經濟學者賺錢多、影響大、但目中無人，文章傳到香港，更引來林行止與雷鼎鳴兩位前輩隔空唇槍舌劍一番。

經濟學，憑什麼？

在大數據年代，各大科技巨頭重金禮聘經濟學家學而優則商。但要數經濟學憑什麼，至少要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數起。

從和平到戰爭的貢獻

1919年，凱因斯發表了他的《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重要、破格、準確；二次大戰後的馬歇爾計劃，除了歷史的教訓，多少是受到凱因斯這本名著影響。

提起二戰中的科學家，大家可能只聯想到天才數學家兼博弈論始創人John von Neumann在曼哈頓計劃的貢獻；原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Lloyd Shapley除了懂博弈論，亦曾在二戰時因成功破解蘇聯密碼而得過青銅星章；但更鮮為人知的，可能是二戰時美國的軍事情報組織大量起用經濟學家，當年的經典例子包括，以在戰場上搜集到德國軍備上的序號（serial number）推測德國軍備生產量、以盟軍受損戰機的受損範圍及程度評估戰機哪個部位最脆弱等。剛過了103歲冥壽的佛利民生前便提過，假如發現所有受損戰機都在某個部位絲毫無損，這反而顯示這個部位一被擊中，戰機便一去不返。

另一個例子，是佛利民在二戰中有份參與發展的序貫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即品質測試時先抽少量樣本，然後按這少量樣本的分析結果再決定是否繼續抽樣；當每個樣本測試成本不菲（如測試火箭推進器），序貫分析比傳統固定樣本分析節省不少時間和金錢。

還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學家在戰時選擇攻擊目標亦曾作出貢獻。不懂經濟學的人，曾建議攻擊生產被大量採用的機件的廠房；懂經濟學的，卻認為攻擊軍備生產供應鏈中最難找到替代品的，方為上策。

分析香港重要性及鉛水事件

競爭之下，工資反映工人的邊際生產力。經濟學值錢，憑的是懂經濟學的人生產力高，而真正懂經濟學的人又不多。經濟學淺而不易，是張五常說的。戰時選擇攻擊目標的經濟邏輯，其實與分析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同一道理。淺而不易的邏輯，是香港佔中國GDP比例幾高幾低是一回事，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可大可小卻是另一回事。香港對中國有多重要，視乎香港對全國發展穩定的影響和香港究竟有幾容易被內地其他城市取代，這一點沒有誰比真正懂經濟學的人更清楚。

二戰的經驗亦告訴我們，經濟學之所以值錢是因為經濟學擅長處理實驗室外殘缺不全的統計數據。關於鉛水事件，序貫分析可應用在抽水和抽血樣本，但一般分析鉛毒對兒童健康及發展的影響，總不能隨機找幾個兒童在實驗室迫他們飲鉛水進行研究。把現實世界當作實驗室，要懂得處理中鉛毒機會較大的兒童可能多出於居住衞生環境較差的低下階層，因為這些兒童的健康及發展除了受鉛毒所累，亦可能受缺乏教育投資影響。把各種不同負面影響量化，經濟學也可大派用場。美國便有經濟學家估算，鉛毒在美國的社會成本平均約為每人5萬美元。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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