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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3日

王玉清 珠三角發展

一帶一路 港可謀自身利益

「一帶一路」對於中國內地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不只是外交方面的國策,也是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助力,更是區域平衡發展的手段。這樣一個重要的戰略對於香港又是否意義非凡呢?

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因為不僅香港百年商埠的中介人地位培養出來的溝通能力可以幫助各種互通,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亦是其特殊身份下的重要砝碼。要理解中央的戰略意圖,詳查沿線國家的投資經營環境,探索可行的策略路徑,香港才能在這一戰略中為自身謀求最重要的地位和利益。

北京大力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不僅是要解決內部經濟結構調整遇到的困境,更是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結構的重要手段。當然,北京政府使用的詞彙是共建「命運共同體」,但其慷慨讓渡經濟利益,尚且會被懷疑有政治企圖,如果以公平的競爭與合作態度出手,其龐大的經濟體量無疑會成為這一合作中最大的受益者。

中國籌謀制度優勢

從香港的角度分析,首先,應該理解,中國需要的不只是「一帶一路」的經貿往來。從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到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中國開始籌謀的是自身的制度優勢。一直有分析認為,因為東亞存在地區主義低制度化的特徵,制度建設滯後成為制約東亞地區主義繼續取得進展的一大障礙。故此,亞太地區一體化的推動即是因為缺乏具有制度化優勢的引領者,而推進乏力。這種欠缺具有制度優勢的區域內領袖的情況,給了美國重返亞太最重要的機遇。

面對美國強勢回歸亞太的動向,中國在30多年的開放之後,不得不強勢扭轉自身的內外發展範式:在內應對中低速增長、結構調整壓力等新常態;在外催動外交政策大轉型。在理念上宣導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實踐中轉向「主動進取、奮發有為」。向好的外交關係,對於經貿交流的促進作用不言而喻。

當然,現實中,除參與者對市場訊息的捕捉之外,還需要政府推進共建穩定的合作制度,以更穩定的政治環境、更有效的行政法規、更完善的市場培育與監管等規則保證合作的可持續性。在這一過程中,誰擁有制度優勢,誰願意更公平地推進制度建設,誰就能夠成為亞太區域一體化,乃至全球治理新局面的重要力量。

從這一角度,人們就不難理解以自身價值為重的美國和強調合作共贏的中國的異同了。由此,也可以理解,儘管美國高聲警告各盟友,亞投行(AIIB)仍然在短短兩年中召集了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雖然少於官方公布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目,但其背後,是中國累積自身制度優勢的開始。

其次,推進「一帶一路」面臨複雜多變的情況,難度頗大。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戰略,以外交方面的長袖善舞,催動國內的資本、技術和市場全面而主動地融入國際市場。但是,真正與沿線國家邁向「命運共同體」,難度是明顯而艱巨的。且不說實現政策、設施、貿易、資金、民心的五通,就是政策方面的相互尊重與諒解恐怕都要重新建立起信任機制;各國需要的基建,雖然也是中國力推的行業專案,但其中的相通相連不僅牽扯雙方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博弈,還涉及到其他潛在投資者的利益,更還有多重的技術性環節可以跳出來成為障礙。

合作共贏知易行難

在這困難之中,仍有些許差別,就如同「一帶」、 「一路」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提出一樣,先易後難,近易遠難,「一帶」易「一路」難。中亞各國是新政體,政治經濟都受到中美歐俄多方面的影響,中國的處境還不算太過艱難。而東南亞各國,雖然是二戰後反殖民運動中獨立的政體,但與殖民國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與中美歐日的關係中,更為擔心的恐怕仍是中國。

而且,從經濟利益角度考慮,雖然中亞地區富有資源,但隨着新能源的開發以及制度方面的差異,美歐在這一地區的利益之爭中並沒有太大優勢。反觀亞太地區,幾十年來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支點,這個區域也一直有歐美日資本的必爭之地。從1985年的廣場協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發達資本利益可觀,區域內各國卻仍面臨經濟發展乏力,政治紛爭不斷。

港多方面條件利好

儘管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在亞太各國能輸送的利益有限,攫取的利潤卻可觀,然而各國對於中國的戒心,卻始終成為各方經濟合作的痛點和障礙。因此,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只有中方的良好意願和努力是不夠的,還需要合作方的判斷和行動。合作共贏,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還是會非常艱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香港的中介人地位不僅可以充分發揮,而且還可以憑藉自身的金融制度優勢,在中外的合作中謀求自身的地位和利益。

最後,香港還可以在自貿區建設方面發揮自身的國際商貿中心優勢。內地的制度建設已經成為重中之重,如果香港的制度優勢不再限於制度的執行優勢,而發展為制度的建設優勢,那麼,在內地對內對外的制度重構中,都可以謀求自身的更有利地位。

國內的自貿區建設,目標是行政管理改革,而國際上的自貿協定安排,才是中國真正擴大融入國際市場通道和加深影響國際經濟規則制訂力度的手段。這既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成績,也是中國不斷融入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必須。截至目前,中國已簽署自貿協定14個,涉及22個國家和地區。這其中包括內地與香港簽署的CEPA。

上周簽訂的中澳自貿協定,是中國與亞太地區又一個重要經濟體簽署的自貿協定。據商務部資料,中澳自貿協定在內容上涵蓋貨物、服務、投資等十幾個領域,實現了「全面、高品質和利益平衡」的目標,是中國與其他國家迄今已商簽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整體水準最高的自貿協定之一。

這一協定,不僅對於中澳兩國非常重要,對於亞太地區整體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內容。

因為這一合作將有力推動亞太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和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如果美國主導的TPP年內無法達成,美國則會喪失在亞太地區的貿易規則制訂權,進而其在亞太的主導權就會逐步被銷蝕。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香港一方面自身是自由貿易港,另外又是與內地簽訂有自由貿易協定的一方,同時還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享有多方面的利好條件。只要善用自身的優勢,合理重組資源,香港不僅可以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中謀求自身利益,也有機會在亞太合作和全球治理中謀求一席之地。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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