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技術創新特區促中國產業改造

筆者前一篇文章論述了中國製造業升級換代步履遲緩，建議中國政府不妨考慮在內地設立一個「技術創新特區」，去推動製造業生產升級，向高端生產方向轉移。本文擬對此進行詳細討論。

事實上，中國經濟未來發展要持續發展，製造業必須能夠「走出去」，作出全球性部署，當中，知識產權的保護，一方面可設在國外，不受國內環境和制度的影響；而製造集中於國內，這種部署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尖端人才外流，折衷辦法，是在國內設立一個「技術創新特區」。

目前，中國最優秀的學生是資訊科技或金融專業的，因而我們由此也看到，為什麼在美國國內，最好的中國人才是在矽谷或曼哈頓。反而在國內，尖端的人才缺乏不在話下，連製造生產的人力同樣嚴重不足，造成中國製造業發展無法突破而有一番新景象。

可以說，中國踏踏實實做製造業的人已愈來愈少，因為其利潤成本太小。以中美兩國製造業成本衡量，5年前，兩國的製造成本仍有15%差距，但現在已降至約5%，不少設在中國的外資工廠陸續遷走。

製造業非改造不可

中國目前面對的困難，仍然是高端的科技產業無法成形，而低端生產製造又面臨隣近發展中國家更低成本的競爭，出現分流，造成中國依靠製造生產推動經濟、提供就業人口的力量在下降。現在最大的危機，就是中國出走的大部分是優秀的精英分子，他們協助一些地區的高科技或商業的發展，如新加坡。

筆者認為，無論在穩定當前經濟下行以至經濟轉型，製造生產對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而製造業的升級換代在改變中國轉換增長模式，達致經濟成功轉型所擔當的角色，同樣舉足輕重。

雖然，中國可以把製造產業往內地遷移，不必放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但關鍵問題是，國內目前製造業人才的技術與其薪酬是否處於一個合理結構，產品能否有足夠的國際競爭力？以台灣為例，如今台灣工人的薪酬已經比富士康為低。富士康包含各方面保險的薪酬約為4300元至4500元人民幣，約為新台幣2萬多元，在台灣這個薪酬水準已經可以聘請到最好的工人，可見中國的人力廉價成本優勢不斷萎縮。

推動創新力度未足

以目前中國國內的環境和制度而言，在推動技術創新、啟發人才創意各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局限性；知識產權保護不足，令不少人才流失到國外。

近日，中國政府出重拳，整治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專利流氓」行為，針對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經營集中等行為。據內地媒體報道，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已開會決定，正式啟動《濫用知識財產權反壟斷規制指南》的研究起草工作，完善國內知識生產與創新的制度環境。

另一方面，5月底，國家知識產權局亦通過了《國家知識財產權局關於修改〈專利行政執法辦法〉的決定》，《決定》將於7月1日起施行，進一步規範專利行政執法行為、加強保護專利權人和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經濟運行的秩序。

從這兩項最新的政策中，雖然我們看到中國政府積極營造一個保護知識產權、鼓勵技術創新的制度設計，但筆者覺得，政府可認真考慮設立一個「技術創新特區」。這個「技術創新特區」可較目前前海的政策還要再開放，在知識財產保護方面與國際標準接軌，鼓勵國內和國際大企業在技術創新特區成立研發中心，不失為能夠加快製造業轉型的推動器。

技術強國路不易走

目前自貿區的設計，創新多集中在金融領域。因此，推動技術創新，設立一個「技術創新特區」，通過集中，能夠產生更多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相信對加快中國企業技術升級換代有積極作用。

工信部部長曾說，中國要從「製造業大國」，走向「製造業強國」。5月底，中國政府也公布了《中國製造2025》文件，通過「三步走」實現製造強國的戰略目標。

可以看到，中國政府的確意識到，中國製造業當前已走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一直以來是「大」，卻不「強」。主要成因，就是生產的關鍵技術不由中國掌控，以生產晶片為例，從量來看，中國是全世界三大晶片生產國家，但箇中最重要研究和開發、核心技術卻不在中國境內，中國其實只是進行裝製。

以中央處理器或電腦等部件中，光是晶片進口去年就有2100億美元，比進口的石油還多。中國利用進口部件進行裝製，再把產品輸到海外，但扣除進口部件成本的價值，利潤極為微薄。換言之，中國製造業佔全世界的份額逾20%，但從中所得平均利潤，連6%也不到。富士康的員工人數多達120萬，但公司的市值還不到臉書的一半。這就是中國製造業面臨的困境，靠勞力賺錢的時代已經慢慢過去了。

大而不強，關鍵是本身技術創新力量不夠、核心技術受外部所控制，不自主。另一方面，中國製造業產品缺乏國際性的品牌，像聯想雖做得不錯，但現在也面臨一些問題，包括電腦的生產製造之路應該怎樣走，因為電腦的邊際利潤已愈來愈微薄；聯想如何把傳統的PC業務，轉換為互聯網業務，轉變過程便需要很多創新的支撐。

新竹科學園區可借鏡

更重要一點，是迄今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仍然不足夠，產業結構仍然不合理。地方政府一窩蜂，譬如，大家都去搞科學園，卻缺乏中央性的統籌和協調。反觀韓國着名的國際品牌三星和LG，三星能夠躋身全球最頂尖的智能手機生產商，當中與政府的政策有關，集中幾家重點企業加以統籌，以殺出一條血路，這方面的戰略，值得中國政府參考。

目前，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的管道仍然不暢順。總理李克強一直提出的「創客」（Maker），但畢竟創客只適合在一些規模不大的科學園實踐。在大規模的科學技術園中，政府顯然需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和參與。

總括來說，筆者提出的「技術創新特區」，是類似過去台灣的工業園，加上像交通大學及清華大學聯合組成的科研中心，亦即「官、商、產、學」聯合形成一個規模大、涵蓋面廣、互動能力強，同時具備中央力量協調發展的科研創新重地。

當年，台灣吸引在美國已經事業成功的科技專業人士回台灣發展，如張忠謀，給的就是政策和一個能開花結果的新竹科學園區。那時候台灣負責科技發展的是李國鼎，他的遠見和蔣經國的支援，台灣的高科技就這樣開始起飛。海外回流的科技人士不用擔心知識財產保護的問題，基本上科學園區的運作是採用國際模式。台灣科技高速發展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結束，直到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和進行鎖國政策，台灣在高科技的發展才慢了下來。這是很可惜的，對於高科技行業，敬重專業是很重要的，政治的手一旦伸進來幹預科技行業，外行領導內行，很快的就會出狀況。

目前，中國深化改革到了關鍵階段，製造業升級換代刻不容緩，設立一個「技術創新特區」，給予足夠的自由度和知識財產權保護，相信對推動中國製造業改造能夠產生積極作用，協助中國由製造業大國，真正走上製造業強國之途。

﹝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顏至宏教授口述及整理定稿﹞

作者為香港科大商學院財務系客座教授、香港東華學院商學院財務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