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4日
下周五是假期,亦是戰後近70年的勞動節。戰後數年大量出生的那批生力軍,大概都退休了。不少國家即使未必出現長期經濟呆滯(研究指這未必與人口老化有關),但大至政府小至家庭卻會面臨收支失衡問題──政府赤字、債務及人口撫養比例皆升。要短期內增加勞動人口,除以鄰為壑的輸入外勞外,唯一快建功的便是打女人主意。
國基會近月分別有兩批人做了這方面的研究,看看如何可以提昇女性勞動參與度,今文借用二文數據看看其發現(見參考)。首先直觀而言,當代生育率低,全球皆然,較諸上代動輒生三、五、七名的情況,現代女性應有較大可能進入勞動市場。事實上,從1960至2012年的經合國家數據所見,適齡工作的女性(15至64歲)育有學前幼童(0至4歲)的人數愈低(全國平均計,故出現非整數),其勞動參與度愈高【圖1】。參與度在所育幼童人數低於1時升得較快,大概當人數低於0.6,參與度便高於60。
育兒數目涉及時間成本,直接影響女性勞動參與,那麼已婚女性比例有否影響呢?數據所見,驟看還是有的,但比育兒數目則關係差得遠了,數點明顯散亂(比較R2),呈一堆的,若無趨勢線亦難見關係【圖2】。畢竟,婚前婚後的時間成本應分別不大,縱有關係亦或因生育者多已婚有關。迴歸分析顯示,兩個因素都可各自呈顯著關係。
繼結婚生育後另一個上代較少女性工作原因,是當時教育不只不普及,還重男輕女,起碼在好些地區便抱「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觀念。以25歲為界(快的話博士都讀畢),以上年歲的女性當中,受過10年以上教育者的勞動參與度明顯較5年以下高【圖3】。不計幼兒學習,這便是中學畢業與小學畢業之別;儘管再多幾年大學的分別未必大。
分娩假期影響女性就業
在既有的個人、家庭背景下,若解決日間託兒問題,便可讓母親們魚與熊掌兼得,維持工作。數據顯示,無論政府是否花錢於日間託兒,女性都可有相當高的勞動參與;不過,愈肯花錢之地,女性勞動參與度的下限愈高,關係呈「平頂上升三角」【圖4】。若每年能花7000美元於每名幼兒上的話,女性勞動參與度幾乎已確保在80、90水平。
託兒政策配合有助女性工作,分娩政策之配合又有幾重要?本港有薪產假共10周,但原來在世界標準上不算多。有些發達國家(主要為歐洲)的有薪產假長達一至三年,固然未必十成支薪,亦有包括育嬰假(parental leave)。數據顯示,產假50周或下的,女性勞動參與度分別不大,但再加碼(即逾一年)則見明顯分別,參與度大增;固然,進一步再加至兩年或更長則未見進一步改善,甚至有反效果【圖5;留意曲線關係】。
除了產假可提升勞動參與度外,錢亦是重要誘因之一。各地經濟不同,何謂高薪,可參照男工薪酬作準則。觀圖所見,當女工薪酬由落後男工五成縮窄至三成的過程中,勞動參與度平均由不足一半升至超過七成【圖6】。然當薪酬差距進一步收窄至兩成、一成甚至零時,女性勞動參與度則仍在五至九成間分布,變化不大。看來若薪酬有別,或許會決定男女角色,譬如誰在家中「湊仔」等,但差距還是要逾三成才見明顯分別。
國基會Staff Discussion Note的研究重點,則是繼上述傳統智慧已認定的因素外,再加上的男女平等法律因素。即使時至今天,其實不少地方仍有相當程度的性別歧視。從2014年的經合社會機構性別指數地圖驟眼所見,全球有約半領土的女性受到歧視,大抵由地圖的左下方延至右上方【圖7】。據其迴歸分析所見,這因素是統計顯著的,包括與配偶的產權、繼承權、撫養權等關係,愈是平等,便愈有利於女性勞動參與度。這算是最低成本的政策,因教育、託兒、產假均涉成本,但平等法則僅再分配而已。
從上述所引研究見到,迴歸分析中幼童人數【圖1】是唯一未必統計顯著的因素。到底育兒是否女性工作的負累?另一份國基會研究,同樣剖析育兒與勞動參與率關係,但卻分開1980年代中前後進行。分析經合國家顯示,早年育兒愈多的確愈不利參與率【圖8】,但近20年情況卻見逆轉【圖9】;這是以各國在這兩段時期內平均計算而得。在本港託兒等政策配套不足之地,大家或許認定不利;但別忘記外國在這方面卻不然,不少政策是相當站在僱員一方的。是故只要配套做得好,是否母親未必影響參與度。
措施不易改變生育率
在一個社會裏,女性結婚及生育多寡有很多經濟及非經濟的因素影響,不易改變。不少國家試過不少鼓勵生育的政策(如星洲),但效果卻不明顯;相反一場大戰過後,各地政府毋須什麼特別政策,生育率亦自然飆升(包括戰後,甚至九一一後的紐約)。政策不易改變生育率,但卻可提升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程度,從上文數據清晰可見。
在本港,儘管大學裏頭已女多男少,但去年男、女勞動參與率分別為69%及55%,顯然仍有收窄空間。男、女薪酬縱有差異,但在自由市場下政府可作為的不多。反而,婚娩、育兒等的政策配套(尤其後者),譬如拓展半職市場等,便有相當改善空間。
參考:
1.Christian Gonzales, Sonali Jain-Chandra, Kalpana Kochhar, and Monique Newiak (2015), “Fair Play: More Equal Laws Boost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 15/2, Feb.
2.Yuko Kinoshita and Fang Guo (2015), “What Can Boost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Asia?” IMF Working Paper No. 15/56, Mar.
交通銀行(香港)環球金融市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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