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8日

怎樣才是恰如其分的國際關注?

月前筆者談及，國際社會愈來愈不關注香港，最近香港的群眾運動得到國際媒體長期注視，可謂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這代表了什麼？假如大家相信國際社會忽然覺得香港重要，恐怕並非事實。

這段時間筆者全程在法國，當地媒體人說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很少出現在他們的視野，對香港人有否民主，基本上沒興趣。政府和商界更務實，坦承對香港的唯一關注是社會是否穩定及會否令營商環境變差，只要中式管治能像新加坡那樣維持威權，就不會管。

「雨傘運動」獲全球關注，主要源自一個意外 —— 催淚彈。雖然催淚彈在世界各國屢見不鮮，但香港這個極少使用催淚彈的和平地方，在運動一開始面對眾多和平群眾與青年學生，就立刻以八十七枚催淚彈的武力嘗試清場（還要清場失敗），出現了一個「比例不當」的問題，這反映一個城市的管理哲學。因催淚彈的圖片有極佳傳訊效果，當時還在天色清明之時，國際媒體自然以「有圖有真相」的原則，進一步擴大報道版面。

不跟隨規則易得反效果

版面擴大了，比較政治的元素就出來了。過去一年，以催淚彈處理群眾示威的國際新聞有巴西及土耳其等，它們被國際關注，不是由於發生示威的城市有什麼重要性，而是因政府如何處理示威對全國模式有深遠影響。換句話說，香港之所以被關注，不是因為香港，而是西方認為這成為反映中國改革開放程度的指標。當天向群眾警告「開槍」的橫額，令人想到天安門事件。香港的結局，就意外變成衡量中國的基準。

國際關注是正面的，但若不跟隨國際關係規則爭取注視，容易得出反效果，給予鷹派藉口自不待言，還可能令國際社會看輕香港的國際知識。例如有朋友常希望美國國會舉行香港聽證會，並要參加，但美國學者都知道這想法天真。一來，奧巴馬的回應可是實話，美國最能給香港幫忙的方法，就是不刺激北京；二來，「聽證會」聽來煞有介事，其實毫無約束力，只是美國議員向選民表演的平台，當事人卻會永存標籤。近來有學生婉拒這類邀請，情願直接在香港說話讓人拿去討論，這是前人被不斷「抽水」後的覺悟。

又如有研究國際關係的學生，想到發信予聯合國秘書長，請其關注催淚彈事件。論技術層面，秘書長是行政首長，若處理不同人士去信，據憲章第九十九條，只能是「將其認為可能威脅國家和平和安全的任何事項提請安理會關注」，雖然大家對催淚彈憤怒，但相信這不是加沙戰爭的層次。而且秘書長是「法人」，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即使嚴重百倍的事件，也難過中國代表那一關（其中一名副秘書長就是中國人），要是此路通，千萬樣西方更有興趣的中國問題，早被天天討論。

就是在平行時空，中國政府不介意，對口單位也是人權委員會。問題是，大家又要知道國際媒體對香港催淚彈驚訝，是綜合了中國因素、香港歷史、對等原則與現場氣氛等，若要西方政府官方說「不能這樣用」，他們卻不會，因他們用催淚彈的頻率高得多，不會留下把柄限制自身行動。若不得不表態，反而會得出「不予置評」的變相支持警方的說話。香港最懂利用聯合國平台的，其實是對中國核實下已加入的條約，給予「補充意見」的人，例如何喜華等對《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提交保護新移民。

大家常期望多做點就有多點收穫，可惜在現實主義主導的世界，在「引蛇出洞」邏輯下，有時恰恰相反。身處大時代，萬事多角度思考，遇挑釁而冷靜，才能好心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