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急務經濟轉型社會均富

民主選舉會為泰國帶來一個經濟發展的契機嗎？這要視乎選舉後國家的能力和深層政治問題能否解決。

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泰國已經錯過了20年的經濟增長。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1997年前的10年，泰國經濟保持着年均7%以上的GDP增長率，但1999年至2016年，年均增長率只有4%。幾個主要經濟支柱中，農業的附加值不高，而製造業則受到多方衝擊：一是國際投資者將資金轉向成本更低的地區和國家，二是近年來受到中國經濟增速下降的影響，特別是最近幾個月的中美貿易戰也波及了泰國的出口。與泰國乏力的經濟增速相比，越南的高速增長則是一個明顯的對比。

許多因素可以解釋泰國經濟為何經歷了「失去的20年」，其中一個主要因素與政治密切相關，是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削弱。不同學者對國家能力有不同的定義，從經濟發展角度，我個人更傾向於把國家能力定義為國家決策者通過制訂、執行政策，從而實現經濟發展的能力。

高壓下穩定矛盾未緩和

單從這個定義出發，一個明顯的特徵是，國家能力與政治制度（民主或非民主）無關，而與政策制訂和執行的能力有關。如果分析泰國的具體情況，在過去不到100年的時間內，發生過6次主要軍事政變，政權更迭以非和平形式完成。2014年政變後至今，泰國的社會暫時穩定，但這是在暴力威脅下的穩定，泰國社會的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而在經濟政策的制訂與執行的完善程度上，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以經濟轉型為例，泰國歷史上經歷了以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為主的三次主要經濟轉型。近年來軍政府開始推動新一輪的經濟轉型升級，主要依靠科技創新與新技術的應用，包括智慧城市開發、新能源建設、食品創新城等，這些都是有高附加值的經濟部門和產業。

如果從泰國進出口的結構看，根據麻省理工學院Media Lab 2017年的數據，拉動泰國出口最多的產品是辦公機器（Office Machine），其他製造業與農業、金屬與礦業仍然佔相當大的比重。泰國進出口最大的市場都是中國，美國是其第二大出口目的地，這也意味着一旦中美貿易戰延長，泰國也將更深地受到貿易戰帶來的影響。

這樣的出口結構顯示，泰國未來在科技創新方面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如何更有效率地支持創新產業、找出對泰國來說更容易實現的創新產業、制訂良好的產業政策、提供完善的投資環境，是未來民選政府要面對的主要問題。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泰國社會是否會給新的民選政府足夠的時間來緩解不同地區（南北、城鄉之間）、不同階層（農村、城市、大財團、知識精英等）之間的矛盾，改善社會的不平等問題。一個隨時可能再次發生政變的國家注定是高政治風險的國家，對境外投資者來說不具有吸引力，而這樣的國家向外借款則要面對更高的風險溢價，提高了借貸成本，會更加惡化債務狀況。

因此，泰國大選之後的新政府需要盡快提高國家能力，制訂並執行有效的經濟政策，創造更多高附加值的經濟增長點，並且注重社會公平。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泰國的失業率（今年1月份僅1%）與通脹率（2018年略高於1%）並不高，但向高附加值的創新經濟轉型，需要高技能的勞動力。未來在國家支持下全國範圍內的人才培養計劃，以及有目的的吸引國際人才計劃，應是民選政府的政策制訂者需要着手解決的經濟政策之一。

張倩燁_政治風險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