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虛實歷史中有進有退

今年4月日本天皇換代，按日籍中文作家新井一二三的說法，這是明仁天皇「緊急求救」後的結果。2016年8月8日下午，明仁天皇首次發表電視講話，表示自己年老力衰難以承擔繁重公務，希望在有生之年退任讓德仁太子繼位。天皇在生時退位日本歷史上從未發生，明仁的做法可說是非常規甚至「越軌之舉」，也沒有憲法及法律依據。

史無前例電視演說「求救」

也許正因為史無前例，執政自民黨又向來不大願意打破傳統，85歲的明仁天皇只得自行提出訴求，再透過體制外的民意力量支持，令自民黨及首相安倍晉三不能再迴避問題。從這個意義看，新井說明仁的電視演說是「求救訊號」顯然不算誇張。

天皇落得「求救」才能遂了生前退位的願望，當然拜二戰後美國佔領軍打造的新憲法所賜。當年麥克阿密將軍要求下屬盡快為日本制訂新憲法（結果9天內完成），首要目標就把原來擁有無上權力、地位的天皇從神壇帶回凡間，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得按規矩辦，更不能在政治上包括皇室制度變革上對政府發出指示或要求，明仁只有自己爭取。今次退位成功，他總算為天皇定下可「告老歸田」的先例。

話得說回來，日本天皇的權力在歷史上從來變動不居，沒固定形態。以實際政治權力看，德川幕府時代天皇是虛君，國家大權都在將軍手上。真正的改變從明治天皇及以他名義推動的維新、西化改革開始。

著名日本政治史學家北岡伸一2018年推出《日本政治史──外交與權力》的增訂版，當中花了不少篇幅談到明治年間天皇制、天皇權力的變化。根據北岡伸一的分析，日本天皇變成「神皇」般擁有絕對權力可說是歷史偶然，也是歷史形勢逼成的。

1853年闖入江戶灣的美國「黑船」驚醒了偏安已久的日本朝野，驅使他們加快救亡與改革步伐，大步走向現代國家。可要從一個半封建的分治國家變成事權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並不容易，幕末維新志士、藩閥官員認為最可行有效的就是利用天皇的權威，以他的名義把權力集中起來，從而削掉各雄藩的權力。

明治初年的「版籍奉還」，把藩主改成「華族」（貴族），再來個廢藩置縣，全都是相關的步驟。簡而言之，向來被視為明治維新推手的薩摩、長州同盟能在幾年間改造日本政體，由「大名分國」制變成「中央集權制」，靠的不是他們本身的聲望、實力或軍隊，而是天皇的權威。北岡伸一指出，在天皇的威信下，維新政府才能在短期內把軍事、財政等的關鍵權力統一到自己手裏。而為了進一步加強天皇的威望，讓改革的進程順暢，明治政治精英不但把「天皇」神格化，還在法律及教育上「加持」，確保天皇的地位高高在上，不受質疑。

最顯見的是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當中表明天皇總攬管治權，議會及官員包括首相是協助天皇行使行政、立法、財政權力。相對而言，保障民權的表述卻甚為薄弱，而且人民權利的基礎也不像西方憲法般視為固有或與生俱來，而來自「皇祖皇宗」即歷代天皇愛護人民的傳統。最大問題則在天皇擁有不受任何人約束的獨立統帥權，並只由現職軍人輔助。

在這樣的權力安排下，天皇及他的陸軍、海軍將領在臨戰時便不受任何約束，變相令軍方將領可以便宜行事，不受文人政府約制。日本自日俄戰爭以後軍人力量持續膨脹，再逐步演變成不可收拾的軍國主義國家，跟明治時代設計的天皇制有密切關係。

明治維新孕育軍國主義

此外，天皇大權在握又是「神君」的設定本身存在重大矛盾。一方面，絕對權力帶來巨大責任，若事事與天皇有關，政策或戰爭有什麼失閃天皇便不能免責。另一方面，天皇既是「神君」，他便不可能犯錯，也不能追究他的責任。按北岡伸一的解釋，明治確立的天皇制其實一直在「天皇親政論」與「天皇超政論」之間蕩來蕩去，有時主張天皇積極介入決策（親政論）佔上風，有時則是天皇不碰觸現實政治的「超政論」受支持，但兩種想法都沒有完全蓋過對方。明治到昭和年間日本政府經常因內部不和（或政府與軍方不和）而出現危機，很多重大問題議而不決都跟天皇不能成為不同利益、機關之間的仲裁人（以免負上政治責任）有關。

北岡伸一認為，正因為失卻最終的平衡者，軍方高層往往取得自行其事的權力或機會。二戰最後階段，日本政府在投降問題上猶豫不決，天皇裕仁一再表達必須停戰及接受無條件投降仍不能壓服軍中主戰力量，並引發小規模軍事政變。從這段歷史可見，日本天皇權力其實在虛實之間進進退退，不易弄清。在這層意義下，宣布停戰的裕仁跟發表電視演說「希望」退位的明仁有不少相似之處。

延伸閱讀：《日本政治史》，北岡伸一著，張智程等譯，林成蔚審訂，麥田出版，2018

《再見平成時代》，新井一二三，大田出版，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