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日
上月26日香港時間凌晨三點多,伊朗外長扎里夫(Mohammad Zarif)在Instagram突然宣布辭職,給伊朗政壇丟下一顆震撼彈。扎里夫是2015年伊朗核協議(JCPOA)的主要推手,簽署協議象徵美國與伊朗數十年來化解敵意的重大進展,可惜特朗普上台後,風向大變,美伊又再度回到對抗的老路。不出兩天,扎里夫在各方慰留之下重新回到崗位。
鼓動什葉派抗遜尼派獨裁
扎里夫對今天伊朗的重要性不可言喻。作為世界上少數受孤立的國家,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扎里夫不卑不亢和長袖善舞的外交態度下,國際形象大為改善。扎里夫是改革派總統魯哈尼最重要的內閣成員,2013年就任以來燃起不少伊朗人的希望,寄望他可以讓伊朗在革命之後終於成為國際社會的正常成員。然而,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美伊關係發展遠比想像中困難,在伊朗政府高調慶祝革命40周年的當下,令人不禁懷疑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是否能真正融入國際社會。
1979年1月伊朗爆發革命,在伊斯蘭什葉派教士霍梅尼帶領下推翻巴列維王朝建立伊斯蘭共和國,從此中東的國際政局呈現180度大轉變;伊朗從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盟友轉變成主要敵人,不僅拘留美國大使館人員長達444天,並且開始向外輸出革命,在海灣國家鼓動少數群體的什葉派起來反抗遜尼派專制的王室和世俗阿拉伯獨裁者。
上世紀八十年代伊朗在黎巴嫩協助當地什葉社群組織真主黨武裝部隊,對抗以色列入侵。2001年和2003年,美國先後除掉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侯賽因政權,意外地在中東製造了巨大的政治真空;自此,伊朗的區域影響力大幅擴張,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 II)形容為「什葉新月」,從黎巴嫩、敍利亞、伊拉克、伊朗到也門如新月形狀包圍了其他遜尼派阿拉伯國家。
美國鷹派和海灣阿拉伯國家常指摘伊朗是伊斯蘭極端主義源頭,這說法並不精確但有一定理據。伊朗革命建立神權政權的確鼓舞了中東各地的伊斯蘭政治勢力,但是幾乎沒有一個遜尼派伊斯蘭政黨或伊斯蘭武裝團體以伊朗為師,反而與之劃清界線。
此外,嚴格來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之後伊朗再沒參與任何恐怖攻擊,自身反成為恐怖主義受害國。近兩年伊朗發生了幾宗「伊斯蘭國」(IS)策劃的攻擊。伊朗輸出革命唯一成功的地方是黎巴嫩真主黨,但真主黨在黎巴嫩從未認真推行過伊朗的政治模式,反而務實地參與到黎巴嫩政治當中。美國和歐盟把真主黨列為恐怖組織,但對於不少阿拉伯人來說,真主黨是抵抗猶太復國主義者入侵阿拉伯土地的英雄。
外交務實凌駕意識形態
再者,以美國指摘伊朗支持各個什葉民兵團體(還有哈瑪斯)破壞區域穩定而言,伊朗事實上是依賴這些各地民兵團體來維護(拓展)國家利益;而且,支持民兵團體並非伊朗專利,好幾個海灣國家都有份,當年美國不也是訓練伊斯蘭主義者去阿富汗跟蘇聯作戰,更別說IS的潰敗大大歸功於伊朗協同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民兵團體。這種培養贊助民兵團體是中東地區常見地緣政治博弈手段。
在伊朗革命40周年為引子的一波反思思潮中,一些學者重新將伊朗革命放到全球脈絡下思考,不再單以伊斯蘭的眼光看待。伊朗革命核心所追求的是國家獨立、自主和尊嚴,並為此推翻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巴列維王朝。因此,伊朗今天的外交政策實際上是現實主義遠遠多於伊斯蘭意識形態。伊朗外長扎里夫每每在國際場合強調伊朗的外交和國防都是出於防衞目的,從伊朗的作為看來所言不假。
真正的問題部分出在伊朗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伊朗的民選政府再溫和再務實,真正掌握大權和做決定的其實是最高領袖。伊朗內部的掌權教士和革命衞隊仍然有着對美國和以色列強烈的敵意。在革命40周年紀念活動中,主持人仍帶頭高呼「打倒美國」、「打倒以色列」等革命老口號。
另外一部分可以歸因於不管是以色列鷹派、海灣阿拉伯的專制王室,或者美國右翼都喜歡把問題推到伊朗頭上,他們樂見一個孤立封閉的伊朗更甚於一個與世界正常交流的伊朗。
華府的政策制訂者時而透露出伊朗「政權更替」的願望,希冀伊斯蘭政權的垮台就會一勞永逸解決許多區域問題。這種想法不切實際,一則伊朗革命歷史賦予了中東各地什葉派找到自己的政治聲音,隱藏着遜尼獨霸基礎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很難再度興起;二則即使今天大部分伊朗人對伊斯蘭共和國的宗教政治普遍很失望,伊朗人也不願再如革命前任由美國宰割。因此,問題不在於近年有着合法性危機的伊斯蘭共和國是否垮台,而是在於美國──以色列──海灣專制王室所主導的區域秩序是否繼續。
張育軒_fb「說說伊朗」專頁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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