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7日

凌劍豪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

社媒平台升呢國安情報主戰場

若非近日李振成（Jerry Chun Shing Lee，音譯）案令香港再次成為中美角力的焦點，本地社會大抵忘記了香港曾是──甚至至今仍是──國際情報的集散地，在冷戰時期與位於歐洲冷戰核心的柏林分隔歐洲與近東的伊斯坦布爾齊名。因着制度及地緣優勢，香港一直是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在遠東情報蒐集、策反人員以及策動針對個別政治及公眾人物襲擊的基地，年齡稍長的讀者相信對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曾昭科案、愉景灣事件、崔銀姬事件等也許有一定印象，年輕一代的對於間諜也許會直接聯想到斯諾登（Edward Snowden）事件，在此不贅。

情報收集工作外判

李振成案成為焦點，除了涉及中美關係角力，特別是華府近年發現在華收到的情報日減，懷疑在華的情報網失陷，而李振成案適時的出現也似表明中方在反情報工作上不落下風；也因為他是前中情局人員，在香港定居並擔任一份看似你我均能勝任的工作──保安主任，卻原來一直向中方提供美方人員情報。間諜原來是那麼遠這麼近。

某程度上我們感到驚訝的原因，主要是我們對特務或間諜的理解多源於流行文化，而為了吸引觀眾，流行文化普遍將特務塑造為一個既機智過人又身手不凡的人──伊恩．費林明筆下的占士邦自然是典型。然而，斯諾登事件及李振成事件卻表明近代的情報收集工作，已由傳統情報機關人員主導轉為數碼資料主導及早已碎片化與外判予其他人員。

讀者可能會覺得，情報工作既然是隱密行為，「外判」予其他不相關人物自然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筆者要指出一點，第一是有不少被指是情報工作人員的其實有直接的官方身份，例如2013年俄羅斯拘留美國外交人員Ryan Foyle，指他為中情局在當地招募情報人員。假如是從流行文化體系的想像，大抵之後會有一連串的逼供、監禁等行為等着Ryan Foyle，但最終俄羅斯「只是」驅逐他離開，背後原因自然是因為有外交豁免權。因此，假如是以直屬身份僱用的情報人員，官方往往會為他們貼上一個正式的外交身份，好讓他必要時可以安全離開。

因此這類所指的「外判」，並不是單純的身份外判，或借用《職業特工隊》的說法不承認個別特工及部門存在，而是完全地將權力及人員管理下放，情報人員不再是政府的工作人員，而負責處理相關的情報收集工作的機構可能是一些安全顧問企業，甚至是一些普通的商業及私人機構。以斯諾登為例，他的民間身份並非與美國外交部有所聯繫，2007年他在日內瓦工作期間，他是持外交簽證及官方上是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但在2009年他為國安局工作時，他的公開工作性質已轉變為戴爾（Dell）及其後博思艾倫（Booz Allen）的「員工」，與政府並沒有直接關係。

網上留痕 難逃諜眼

從實務操作而言，這樣的做法自然增加其彈性及隱密度，可按實際情況增減情報人員數量，也減少核心人員面對的直接風險。但也如一般的外判制度一樣，情報人員的「平民化」及「外判化」會影響情報人員的忠誠及質素，增加被策反及任務失敗的風險。

另一個衝擊情報工作的改變是，世界走進了數碼時代，令以電子科技模式有系統地收集大量情報變得可能。以斯諾登所揭發的「棱鏡計劃」（PRISM）為例，它所針對的是每一個美國境外人士在社交平台及網絡的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包括電子郵件、社交網絡的數據、實時交談及視頻等。無疑當中有很多不必要及不需要的資訊雜音，但這些到最後自有相關的電腦技術或資深情報人員處理及分類，將需要的情報送到有關當局。而科技的發展如無人機的普及與微型化，更令一些原來需要人手處理的問題如暗殺及實時監察等，均可透過無人機代勞。在遠方的「執行人員」只要按一按遙控，就可執行相關的情報收集工作，大大壓縮人手要求及任務風險。

數碼時代另一個改變情報工作的方式，就要國家重新思考「情報」及「資訊」在實體及虛擬世界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以往其他國家要影響國家政局，一是暗中以特工進行策反及暗殺工作，或是暗中資助及支援反對派以求「和平演變」，最終推翻敵對政體。但時至今天，要在一個國家興風作浪，使用社交媒體或網上平台似乎來得更為直接，也更為有效︰社交媒體的覆蓋面廣，令資訊可以最快最廣的方式傳到社會不同角落，比一般的公民社會組織更為有效；網上平台的「部落化」特性將一眾意識形態相近的人拉在一起，一旦成員中的領袖相信並散布一個訊息，其他「部落成員」也會深信不疑，直接成為被動員的一群。

美國早前指控俄羅斯以社交媒體影響選舉，本質上就是昔日情報工作要處理的一環，而如何建構訊息、防止不良訊息的影響，似乎是當下情報管理最重要的工作，所以有人不諱言今天的情報人員需要的不是如「關公」一般好打得，而是要如「公關」一樣將資訊有效整理，在社交媒體上發放並影響另一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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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構間諜工作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 | 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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