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相遇變成歷史

2007年8月第一次採訪海南島4名慰安婦幸存者以後，直至今天，每回看一下陳金玉婆婆的相片，看一下鄧玉民、林亞金及陳連村，心裏總有愧疚感覺，認為自己做得不夠。也開始明白，希望面對真相、與不想面對真相的人，處境是很不同的。

慰安婦所受的傷害，幾乎是戰爭受害者經歷不同痛苦的總和，不僅受性侵犯，還包括殺戮威脅、折磨、追捕、還要加上凌辱，一生的陰影與可能的歧視。如果對女性思想特質有了解及尊重，就更加明白慰安婦的痛苦，那是沒有可以說謊的，我想，這也就是陳金玉婆婆那張悲戚臉孔震撼的原因。

八個海南島慰安婦幸存者2001年循民事訴訟控告日本政府戰時所犯罪行，要求道歉賠償。至2009年，當時82歲的陳金玉婆婆，代表十多位原告到日本接力起訴。1941年至1945年，她於海南保亭縣加茂鎮日軍據點的慰安所，被日軍禁錮蹂躪，超過半世紀後，她不但對律師作了證言，還拖着骨瘦如柴不到70磅的身軀，從海南偏遠鄉郊兩度到東京打官司，敗訴後依然堅持上訴。

受害者與懺悔者隔空對話

那一趟我在東京同時訪問陳金玉，以及戰時在中國山西參與利用中國戰俘作解剖實驗的日軍軍醫湯淺謙。因為怕婆婆未必承受得了內心激動，最終沒有安排他們見面。但兩人2009年的隔空對話，今天再看，依然扣人心弦。

慰安婦幸存者與日本老軍醫，分別身處東京飯田橋車站附近的賓館及荻窪站住宅區，我問了兩人同一問題：見面不見面？

「去就去，有多遠？」在東京最後一個早上，陳金玉婆婆帶着失望心情準備離開，聽到能見日本老軍人，想着討回公道，一雙眼都是決心。

「見到他會說什麼？」

「就叫他賠償！你不要看我能笑，其實內心還在淌血、難過，眼淚都沒有了。」

「若能見面，會跟他握手嗎？」

「我心都痛得碎了，怎還能去跟他握手？」

「不能原諒？」

「永遠不會原諒！若果原諒，官司還怎麼能打下去？」那是為了一生沒有交還的尊嚴，在於她，以及其他願意公開身份的受害者，至死不休。

前軍醫湯淺謙也在年前去世了，他當天的回應，為歷史留下未完的一章：「要恢復她們（慰安婦）的尊嚴，日軍令她們過着悲慘生活，戰後受到自己國家人民歧視……我希望她一直把官司打下去，子孫後代替她打下去。日本是個不反省自己錯處的國家，戰爭結束不久，便建立靖國神社。她若能繼續控訴，促使日本改變，對日本人也是好的。」

我想，這是一段可以銘記的歷史對話。

上述是節錄部分，慰安婦幸存者的情況不斷改變。2012年我再去海南醫院探望陳金玉婆婆，她像隻小棉羊躺在床上。對話以後，她要上廁所，當時的海南聯絡員、從日本回來的班忠義、攝影記者，全是男的，只得我可以替她扶着掛鹽水的支柱進廁所。她當時急不及待，等不了，於是，我跟她面對面，手拴着手，用力托着她，不讓她倒下，就這樣，替她解決了貼身小問題。我在想，這麼瘦弱不到70磅的老婆婆，已經走到人生最後了，跟她相聚的每一刻，都變成沉重的歷史。

那是我第3次採訪陳金玉婆婆，之後約兩星期，中秋之際，她履行了對我的諾言：「若我死了，會找人通知，讓你不用再來看我。」從此，明月千里思念，那是天上地下的相隔，也是多年採訪的一種領悟，人道、公義，都放在手裏，我們能做多少？願意做多少？

國家沒有為慰安婦討公道

要講慰安婦一筆賬，早知是一言難盡。怎樣面對她們？如果是一個國家，應該為她們討公道，並且好好照顧；如果是一個男人，豈會不為受凌辱的女性出頭？很多年前到北京學習，聽到在北京電影學院裏頭，幾個南韓男生與日本留學生夜裏閒聊，觸及歷史傷口，一時說不清，南韓男生動手就打起來。對這一種激動，現在才有更深的體會。對我來說，歷史、戰爭的對與錯，是一點一點的學習，總有方法懂得誰是誰非。

也是6年前，我參與一個香港學術大師在京都舉辦的書法展，在那裏碰到一位日本前外交官，離開時，大家走花園小路閒聊，他問我是不是常到日本採訪，我說不是，然後心裏迴旋，再告訴他曾經採訪中國慰安婦來東京打官司。他第一個反應是沒反應，我重複一次慰安婦三個字，他眼睛看我一下，輕蔑的笑着轉身快步走了。

或許，他怕我糾纏。那刻我深深感受，枱面的東西，跟枱底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仍在世的慰安婦幸存者已開始用數字「22」作為符號，而且繼續下降，倒數至消逝，等到所有人都不在了，輕蔑的回應會不會更多？屈氣說不清，放一個慰安婦雕像在你門前，周旋到底，也是紀念，我認為是很好的點子。

曾經看過台灣關於當地慰安婦幸存者的紀錄片，紀錄受過專業輔導訓練的輔導員，如何透過工作坊，慢慢引導那些慰安婦婆婆把心裏說話講出來。那一趟，我不能自制地邊看邊流淚，想起受苦的海南婆婆，心裏難過。台灣那是有系統的安慰與關懷，以人為本，珍視與體念那些受害婆婆的感受，絕非喧囂的政治角力與宣言，這是中國內地慰安婦幸存者難以得到的。

在那個紀錄片播放會，還有研討部分，除了歷史的討論，有人質疑紀錄片中慰安婦所能呈現的真相、檢視慰安婦證言及回憶內容，是不是能把事情說清楚？當時城巿大學的鄭培凱教授，從幸存者提證的困難去反駁，並且有點動氣反問，大意是，如果要質疑受害人說的不清楚，那為什麼不早去叫東條英機把事情說清楚？我聽了，振𡚒得幾乎想拍掌。

家裏留着鄧玉民婆婆2007年時候給我的一串手鏈，她當時意思是，希望我記得她，再回來看她。10年來，我們各自履行了承諾。我見過的四個海南婆婆當中，現在只剩陳連村活着。

冼麗婷_獨立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