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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9日

凌劍豪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

易名百載 英皇室品牌危與機

2017年7月17日為英國溫莎皇室(House of Windsor)易名百載的紀念日。早前哈里王子(Prince Harry)接受美國媒體《新聞周刊》(Newsweek)時直言,如果命運能選擇,相信沒有一個皇室成員有興趣當國皇或女皇。

當然,從英國皇室繼承順位而言,哈里王子只有在父親皇儲查理斯(Prince Charles)及其兄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與後裔不幸身故或主動放棄王位繼承權的情況下,才會「被迫」擔起溫莎皇室的大旗,在可見的將來似乎機會不大。但隨着政治生態及文化的改變,英國——甚至是全球仍行使君主立憲制國家——的皇室成員,他們所擔任的工作只會愈來愈吃重,不可能只是國皇或女皇一力承擔。

德機炸學童 皇族急改名

對於易名一事,一般的說法為當時的英國皇室為了撫平國內的反德意志情緒,將原繼承薩克森-科堡-哥達(Saxe-Coburg and Gotha)的皇室姓氏易名為溫莎(Windsor)。但近日《衞報》將故事進一步深化,直言整個易名的背後源於一次大戰時,德國向倫敦發動空襲(Operation Turkenkreuz),炸毀了波普勒(Poplar)的一所學校,導致18名學童死亡的事件。諷刺的是,進行空襲的正是德國哥達四型轟炸機(Gotha G. IV),而哥達也正是當時皇室的名字。

因此,在空襲後不久英國媒體已放風指皇室會改名,而內部文件亦曾表明除溫莎外,也包括同屬德意志地區漢諾威的韋爾夫(Welf/Guelph),以及源於威爾斯及蘇格蘭的合組姓氏都鐸-斯圖加特(Tudor-Stuart)。最終選擇「溫莎」這個與英國「開國領袖」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有密切關係的姓氏,相信是為了平衡歷史及地域因素的結果。正如100年前《衞報》的分析直言,皇室易名表示溫莎皇室與歐洲大陸特別是德意志的「政治切割」,英皇室今後也只會服務於英國未來。

事實上,皇室姓氏曾經是英國皇室政治的核心之一,如當年女皇伊利沙伯二世(Elizabeth II)登基時,皇夫菲臘親王曾希望新的皇朝以他的姓氏蒙巴頓(Mountbatten)命名,在當時「出嫁從夫」的傳統下似乎無可厚非,但最終在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及太皇太后瑪麗(Queen Mary)的意見下,伊利沙伯二世仍以溫莎為姓氏及皇朝名號,一度令皇夫菲臘親王以「阿米巴變形蟲」(I am nothing but a bloody amoeba)形容自己在皇室的地位,最終在邱吉爾下台及瑪麗離世後,伊利沙伯二世藉首相麥美倫(Howard Macmillan)之手更改慣例,今後非擁殿下(His/Her Royal Highness)、王子及公主頭銜的後裔將以「蒙巴頓-溫莎」(Mountbatten-Windsor)為姓。至於那著名的「不愛江山愛美人」的讓位事件,背後原因是擔心愛德華八世(Edward VIII)的親德傾向,會影響英國對德戰爭時軍民士氣,以及英國在外交事務的定位,辛普森夫人不過是這場政治角力的導火線及助燃劑,從來不是主角。

從上述事件可發現,近代英皇室在英國政治及外交基本上是一個被動角色,主要是回應民眾對國家政治及外交前景的訴求,甚至在首相的影響下要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協,以求維持皇室的威望。而這種皇室的威望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面對嚴峻挑戰︰當時英女皇3名子女的婚姻皆以離婚告終,而當中皇儲查理斯與戴安娜(Princess Diana)的童話式婚姻以悲劇收場,更令皇室的民望跌至谷底。1997年8月及2000年6月所公布的民意調查,發現不足半數的受訪者認為英國沒有皇室的情況會變得更差,與今天有接近七成人認為皇室對英國政治有一定貢獻,不可同日而語。

史學家Anna Whitelock在年初接受訪問時指出,儘管英國皇室現時眾望所歸,但這些都是建基於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的個人魅力。但伊利沙伯二世畢竟年事已高,總有離開皇位的一日,新的皇位繼承人——現時首順位為皇儲查理斯,能否繼承她的道德感召,將是英皇室能否長久維持的關鍵。她甚至直言,2030年前後英皇室將再次面對危機,而這次可能會為英國皇室甚至君主立憲傳統帶來根本改變。

社媒展威力 凝聚向心力

Anna Whitelock的分析不無道理,畢竟王位繼承從來都是一門學問,曾有不少國家因為繼承人無法填充昔日長年治國君主的威望,或是王位爭奪戰,最終令當地政治及經濟情況變差,甚至出現內戰。當今英皇室的威名是否單純維繫在英女皇之上,筆者對此表示懷疑。特別是今天英皇室已是一個被英國社會主動管理的品牌,涉及的不單是英國皇室的認受性,也是英國經濟及外交實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據估計,英皇室的品牌效應為英國平均每年帶來170億美元的收入,而在軟實力上,2012年起英國曾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近年卻因為脫歐問題有所下跌。2012年成為分水嶺除了是倫敦奧運及殘奧外,也是威廉王子大婚及女皇登基60周年的延伸效應。

事實上,隨着社交媒體的出現,直接拉近了皇室與民眾的距離,也令皇室要建立新的道德影響力及感召變得更為容易,例如今天社交媒體上不時有喬治小王子(Prince George)出席活動,甚至與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打交道的照片,令喬治小王子慢慢成為英皇室的新偶像;而哈里王子的言行也令人明白到這位曾活在母親意外離世陰影下的年輕人不再放蕩。而大量以皇室題材設計的商品,也是從消費的方式影響民眾對皇室的觀感,進一步鞏固民眾的向心力。當然,社交媒體是一片茫茫大海,既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以想像假如今天戴妃事件再現,英皇室的危機不會如當年的一樣可以受控,這就是生於現代帝皇之家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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