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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日

凌劍豪 EJ GLOBAL plus 信訪報

二次政改 重新注入舊文化

對於土耳其,本港社會的印象大抵離不開數個關鍵詞︰伊斯蘭教、政變、恐襲。但究竟真實的土耳其是怎樣,土耳其社會在特殊的地理位置下如何面對近年人口流動的挑戰,卻甚少提及。因此,我們訪問了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的土耳其學者Murat Es,希望從他的口中了解西方及本地主流媒體以外的土耳其。

Murat Es認為以「穆斯林為主」(Muslim-Majority)的國家,比起伊斯蘭教國家更能正確形容土耳其,因為根據憲法土耳其是一個世俗國家,伊斯蘭教並非國教。Murat Es表示,土耳其的政教關係及制度與法國的制度(laïcité)相近,即雖然在教育或公共場所不能有宗教色彩及影響,但政府某程度上控制了宗教事務,如土耳其就有宗教事務局(Diyanet)負責國內宗教問題。Murat Es進一步指出,宗教事務局的主要服務對象為國內佔大多數的遜尼派;其他教派及其他宗教信仰,即使他們歷史上及教義上也接近世俗主義及社會民主概念,在國內並沒有得到宗教事務局承認及支援。

談到現代土耳其,我們少不免會討論她的前身,即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遺留的影響力。國際社會一直認為在凱末爾主義(Kemalism)影響下,土耳其可以成為伊斯蘭文化與西方民主制度並存的典範,Murat Es亦指出這是土耳其當初得到歐美青睞的原因之一。

歐洲警惕土教士活動

Murat Es認為,凱末爾主義涉及數個層面︰一是在現代土耳其制度建設要與昔日鄂圖曼帝國及伊斯蘭社會結構切割。Murat Es指出,土耳其國父一輩本是鄂圖曼的軍官,有部分亦是在鄂圖曼帝國後期主政的聯合與進步委員會(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的成員,最後也以軍事政變推翻帝國。對於建立現代土耳其的一輩,鄂圖曼帝國原有制度必須徹底改革,而改革方向是參考歐洲現代化和世俗化的政治及社會制度。

凱末爾主義的另一面向,就是以國家體制由上而下進行激進的改革。Murat Es直言,在國外討論今天土耳其政治社會的改變,包括由執政黨提出的憲法改革,進一步集權中央,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凱末爾改革」,不過昔日是將伊斯蘭教及鄂圖曼帝國與現代土耳其社會運作切割,今天卻是將伊斯蘭教及鄂圖曼文化遺產重新注入當下的土耳其社會。

土耳其近日因與歐洲的外交衝突而備受關注,而當中被忽視的近因之一是去年失敗的政變後,埃爾多安對昔日盟友伊斯蘭教士居倫(Fethullah Gulen)及其支持者的一連串清算。Murat Es提到,土耳其本土與歐洲土裔社群的關係並非如「僑民」、「離散社群」般簡單,例如在歐洲土裔社區建立的清真寺當中,不少是有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在背後參與及支持。因此,不少歐洲政府擔心這些與土耳其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教士是否其情報系統的延伸,繼而影響早已歸化為當地國民的土裔社群,因此他們會警愓土國在當地政治宣傳。Murat Es亦指出,雖然不少僑民及後代已擁有歐洲公民的身份,但不少人仍與土耳其有聯繫甚至有雙重國籍。這些潛在的土耳其選民數量十分可觀,在吃緊的選情下希望吸納他們的支持無可厚非。

最後,筆者問及土耳其的難民問題。Murat Es指出,非官方統計土耳其有近400萬難民,他們不少其實不是住在難民營,而是散居不同城市。他們的存在對土耳其社會帶來不同的問題,如非法勞工及童工問題、激進主義崛起等。另一方面,敍利亞問題某程度上也影響土耳其與中東國家的關係,而難民問題也成為反對派及政府的籌碼︰反對派一方面以難民問題批評政府的處理手法,另一方面也擔心當他們歸化為土耳其人後將改變土耳其社會文化及政治生態;執政黨則以難民問題向歐洲討價還價,藉此從西方社會得到更加多的援助。

當然,這些人口流動有關的問題,在西方媒體早被蓋過,成為了另一種消失的聲音。

 

受訪者:Murat Es

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土耳其籍學者

採訪、撰稿:凌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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