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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4日

劉璟 EJ GLOBAL plus EJ Watch

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

去年的兩件黑天鵝事件之後,學術界關於「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討論終於透過大眾傳媒發酵,變成社會多數人的真實憂慮。狄更斯的「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被不斷引用,只是更加反映社會的集體不安。

1月17日,在瑞士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演講,表示中國作為全球化進程的受益者,將致力於推進全球經濟一體化。這番言論,似乎是在安撫特朗普的一系列反全球化政策對世界造成的心靈動盪。

對照國內的經濟現實,這番言論顯得有些諷刺。連續一年多的人民幣滙率急跌,資本外流速度也不斷加快。客觀的數字表明,政府也陷入是否要干預市場的焦慮之中──畢竟,人民幣在2016年10月1日剛剛加入SDR貨幣籃子。2016年12月高盛發布報告,指當年8月至11月期間共有1.1萬億美元的外滙已逃離中國。人民幣貶值預期更加強烈,資本外流壓力也進一步加大,監管部門終於按捺不住,開始收緊外滙管制。2016年最後一個工作日,央行發布《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雖未降低個人每年5萬美元的換滙額度,但將大額現金交易的報告標準由人民幣「20萬元」調整為「5萬元」──無疑是以更隱性的方式設置外幣取現和滙出障礙。

僅5%人獲益 激起民粹主義

這一規定更加引發市場上的恐慌。新規出台兩個月,關於央行有意限制外企滙出利潤的新聞不斷在海外媒體出現,焦慮在外企中開始蔓延,不少商界人士(如德國貿協主席Anton Borner)都明確表達對這一嚴苛規定的擔憂。2月底,微博開始盛傳「BMW中國公司自去年11起就無法將利潤滙出,如今靠滙豐銀行先墊資給BMW的外國供應商,且告知最多能夠撐6個月」。監管部門自然明白如此限制資本外流的做法難以為繼──長此以往必定減少外企在華投資,但他們似乎已沒有其他選擇。這一規定,意味着央行選擇了放棄加入SDR的基本承諾──貨幣國際化;中國持續22年的資本相對自由流動時代基本結束。

自然,一個國家對外、對內的政策不統一是常事。中國一面加入SDR,接力英、美鼓吹全球化進程,另一面緊緊控制人口、資本流動的做法,並不是從今日開始。朱鎔基時期中國終於加入WTO,真正成為了全球化遊戲的玩家──然而有關傾銷、知識產權等方面的爭議也一直伴隨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全球化的三個指標──資本、物品和人的自由流動──從來沒有真正實現:社交媒體時代,麥肯錫國際研究所給全球化增加了第四個指標──數據共享,這一指標的實現明顯因受到政經現實的扭曲而壁壘重重。這是因為,全球化自1989年開始就已走入歧路。

近一輪全球化進程始於二戰之後,通過IMF、WTO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不斷推動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政經格局。然而,自1989年「華盛頓共識」之後,英、美在全球範圍內推進新自由主義政策,25年後弊端開始出現。這種僅僅讓社會最上層5%人獲益的制度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反彈,民粹運動此起彼伏──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標誌了這一浪潮的頂峰。新自由主義無論作為一種經濟政策還是意識形態,都無助於經濟增長,而是通過保護資本、對抗工會的方式讓極少數人得益。過去20餘年,所有關於自由市場和貿易的討論,本質上都是新自由主義推行者的公關行為。這種極具迷惑性的公關行為,成功重塑了1990年代以來的「國家─國家」和「國家─社會」關係,也埋下了民粹主義的種子。

因此,無論中國如何努力扛起「全球化」的旗幟,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政策肯定是無法持續下去的。與其說全球化進程要停滯和轉向,不如說打着全球化旗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需要反省和糾正。

劉璟  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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