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1日
美國聯備儲備局12月議息會議確定加息25個基點,並預期2017年加息三次,意味美國加息步伐2017年將加快,使全球流動性加速重新配置;在美國經濟進一步呈強、美元強勢下,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來年將面對更大的發展風險。
可以說,2017年全球經濟的變化,受到美國「強勢經濟、強勢美元」這發展主軸所左右。瞻望明年全球經濟金融形勢發展,必須認清當前美國經濟狀況。
按揭債務大減 增長添動力
從目前宏觀數據看,美國經濟增長動力料進一步加強。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達德利(William C. Dudley)最近透露,2016年首三季,個人實質消費開支增長年率為2.9%,是推動美國經濟持續有力復甦的力量(見The US Economic Outlook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Policy演講詞)。
誠然,美國當下已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的泥潭,家庭的資產負債狀況好轉,並逐步從金融危機的沉疴中康復過來。家庭資產負債表改善,顯然得益於資產大幅升值,尤其是美股節節攀升。目前,美國家庭總債務規模從2008年近16萬億美元,降至2016年第二季度12.29萬億美元,降幅顯著。
另據聯儲局的資料,反映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間比值的「供款與入息比率」(Debt Service Ratio, DSR),從2007年的13.21高位,持續回落至2016年第三季10.01低位;DSR按揭分項,也由同期的7.19降至4.47,按揭債務負擔不斷減輕,意味家庭的自由現金流可以更為寬鬆,去支撐其他消費開支,並成為美國經濟加強增長動力的引擎。
第三季經濟表現突出,GDP增長率修正值為3.2%,11月份失業率降至4.6%,為9年新低。雖然勞動參與率下降至2016年11月的62.7%,使人對失業率改善之勢有所懷疑,然而,包含尋找全職工作的兼職勞動力的廣義失業率U6,從2014年1月12.7%,持續降至今年11月的9.3%,在在顯示勞工市場有實質性好轉。
如今美國加息步伐加快,歐盟和日本的貨幣寬鬆政策難以進一步膨脹,流動性間接受到凍結,經濟料持續受壓。
在「強經濟、強美元」下,金價勢受壓回落,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將告上揚。按聯儲局預期,2017年加息三次,聯邦基金利率預期中值攀上1.4%, 2018年為2.1%,2019年升至2.9%水平。但筆者對聯儲局的預估有所保留,相信利率未來兩年都不容易超越2%水平,原因之一,是美國政府債務規模已高逾20萬億美元,每年利息開支逾6000億,加息意味融資成本上升,債息負擔加重。若10年期國庫券孳息率升破3%,恐怕亦將打擊股市與樓市,間接損害消費需求。
其二,在過去低利率時,不少上市企業透過低融資成本進行回購,減少股票發行量,以維持每股盈利和相對合理的市盈率水平;加上私人固定投資迄今依然疲弱,因此,美國加息幅度逾2%水平,對股市和企業投資信心都將產生負面影響,破壞經濟回升的良好基調。
美企班資回國 滙市風浪大
特朗普將於1月底上台執政,若然按照他競選的政策主張,實施減稅、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對美國企業投資海外苛以重稅,則企業部門的投資將會顯著上升,海外企業投資回流美國的速度會加快,不僅有助就業和家庭部門收入提升,也使流動性從陷入停滯的歐洲、日本以至新興經濟體回流美國,加大滙市波動率。
歐洲方面,民粹主義催生濃烈的政治風險。不少南歐國家,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加入歐盟後,國內實際滙率上升,經常賬和財政狀況惡化,但在歐羅貨幣統一的固定滙率約束下,只能透過內部經濟的痛苦調整,如勞動薪酬,去糾正外部的不均衡,但這情況迄今未見好轉,除非脫離歐盟,否則貨幣無從貶值,故不排除在新形勢下,繼英國「脫歐」後誘發骨牌效應,使歐盟解體風險進一步上升。
日本在安倍政府執政初期,日股飆升,冀以「托賓Q值」(Tobin's Q Ratio)效應來刺激私人企業投資和通脹,但一切皆為水中之月。日本經濟一沉不起,主要成因是生產力下降、技術進步停滯和人口老化等結構性因素所造成,貨幣政策無法有效解決經濟結構性問題。即使實施負利率政策,誘導日圓貶值,但也未帶動設備投資和購房需求。如今美國加息,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風險上升,歐羅區和中國經濟波動,日圓反而可能再成為美元之外的避險貨幣,一旦資金流入,日圓滙價走高,零利率更無法鬆綁,日本經濟只能繼續在「失去的二十年」中輪迴。
面對美元強勢,中國人民幣貶值料持續,國內資產受到重新估值壓力,房地產沫泡爆破風險加劇,並帶動金融風險升溫,干擾到經濟轉型步伐。12月中旬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防控金融風險,在在顯示了中國領導層對來年經濟發展風險的憂慮。可以說,在美國經濟走出金融危機泥潭、增長動力加強下,2017年將是全球經濟和全球流動性重新洗牌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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