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軍方轉型不出印尼緬甸模式

泰國軍方向來都是左右政治局勢的重要持份者，而且隨着時任總理他信（Thaksin Shinawatra）在2006年被推翻下台後，他們愈來愈樂意走到幕前，不留情面地踐踏1997年「人民憲法」所訂立的民主制度，引導國家走回軍方主導的威權體制。

泰國軍方另起爐灶，完全漠視憲法約束，其認受性主要來自泰王的默許。在泰國人眼中，泰王地位超越凡人政客之間的骯髒權鬥、神聖不可侵犯，而這可以轉換成軍方的合法性來源。不過，理應繼位的王儲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形象遠不及父親，縱使泰國軍政府今年8月通過新憲法準備權力交替，但對長期依賴王室支持、繞過民意授權的軍方而言，這個過渡期仍可能造成轉型壓力。

失王室依靠變革難免

國際案例與泰國可作直接比較的個案十分有限。但假設我們只集中於軍政府面對的轉型壓力，或許可以參考印尼和緬甸兩個案例。印尼和緬甸曾經享有一定的憲政民主，惟後來遭軍事政變推翻，直到1998年印尼才開始民主化，緬甸到2011年才大赦反對黨領袖昂山素姬等人，今年三月才首次進行政權交替。經濟因素是推動兩國政治轉型的要素。印尼在1966年開始由軍事強人蘇哈托（Suharto）管治，接下來30年的經濟增長大多保持在6％以上。直到1997年，金融風暴席捲亞洲，印尼政府放寬外滙兌換率，經濟增長從當年的4.7％跌到1998年的負13.127％，燃油、電費、交通費瘋狂加價，日常用品短缺，於是觸發社會暴動，蘇哈托民望大跌，他一手建立的家族裙帶資本主義網絡亦曝露於陽光下，終於使他黯然下台，由副總統哈比比（B.J. Habibie）接任。

緬甸方面，經濟因素並沒有帶來明顯的社會動盪。外界普遍對緬甸軍政府提供的經濟數據甚有保留，事實上，外界難以確實推算經濟考慮對前總統登盛（Thein Sein）2011年特赦政治犯的影響有多大。不過，根據主流媒體及學者分析，惡名昭彰的強人丹瑞（Than Shwe）將軍退居幕後，容許溫和派的登盛以改革代理身份執政，便是為了爭取西方取消對緬甸的制裁，開放外資流入市場。

軍隊內部勢力鬥爭也是印尼軍隊接受轉型的原因。蘇哈托時代的軍隊內部充斥着不同政治派系，有部分甚至仍暗中効忠前總統蘇加諾（Sukarno）。蘇哈托為爭取不同派系認同，把軍隊、政府、國企要職分配給各派領袖，擴大軍隊的職權範圍到經濟活動，又容許他們晉身議會。到九十年代，軍方部分勢力愈趨不滿蘇哈托子女的裙帶網絡威脅他們的經濟活動，派系之間對蘇哈托繼任問題的爭拗也白熱化。另外，蘇哈托擅於「分而治之」，到最後竟提名非軍方的哈比比作為繼任人，大幅削弱軍隊權力。

緬甸軍方同樣不是鐵板一塊，對待民主改革和少數民族取態亦截然不同。然而，德國GIGA亞洲研究所學者Marco Bünte提到，緬甸軍方領袖丹瑞過去經常清算政敵，確保最高層的意識形態保持團結一致。緬甸軍方最緊張的，是保障憲法賦予的修憲否決權，確保自己仍能主導改革步伐。緬甸軍方退居幕後，既可能是作出讓步以換取西方合作空間，也可能是換個面孔，好與少數民族武裝分子談判。不過，與印尼軍隊相比，緬甸軍隊顯得更主動改革。

務實改善經濟防民怨

基於篇幅所限，本文只抽出兩大較主要因素討論，因為兩者都很有機會在泰國出現，甚至已在發生。泰國近5年經濟數據十分波動，政爭不斷導致外資減少，旱災嚴重致農作物失收，打擊經濟。如今泰國全國進入哀悼期，還有早前的恐襲陰霾，分析擔心經濟問題將嚴重加劇。軍政府失去泰王的光環籠罩，只能以務實手段換取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若果經濟繼續衰退，軍政府將無法堵住社會各階層的嘴巴，危及其統治。

現任總理巴育為了鞏固自己在軍方的地位，同樣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平衡各方派系利益分布。不過，就像印尼一樣，軍隊或樂於投身繼任者之間的衝突，但最後或成為政治犧牲品。對於民間而言，無論軍隊有多積極改革也好，社會總不能期待軍方勢力一下子消失。縱然印尼轉型已相對穩定和成功，但就連沒有軍方背景、民選的現任總統佐科（Joko Widodo）也得顧及板塊利益，在內閣預留一定職位予軍隊；而緬甸的昂山素姬也必須不停與軍方溝通，才可慢慢實施改革。緬甸和印尼的例子，其實講述了兩個在國內認受性受到質疑的軍政府，一個主動轉型、一個被動轉型的案例。站在十字路口的泰國政府要選那種方案，相信已心中有數。

馮嘉誠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