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也脫北籌碼只剩核

曾經成為香港最受歡迎的書籍之一，《洛杉磯時報》記者德米克（Barbara Demick）的著作《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除了談及北韓人生活在金氏政權牢牢的控制下是如何自處，更探討了那些離開北韓前往南韓生活的脫北者，是如何克服與家人、與愛人分離的相思之苦。此書數年前曾經在香港大賣，亦一度讓香港人關注北韓這個神秘政權背後鮮為人知的事。但是，北韓始終是「這麼近，那麼遠」的國度，熱潮一過，北韓又再消失在我們慣常閱讀的媒體欄目上，變得陌生。

但北韓近日又再成為全球媒體爭相報道的對象：早前一名前來香港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的北韓學生，在比賽結束未有如常離開香港，反而走進了南韓駐港總領事館內，表明希望以脫北者的身份，尋求政治庇護，引起了一場牽涉香港、中國與南北韓四方的外交風波。在此事仍沒圓滿解決之際，上周南韓統一部又宣布，北韓駐英國大使館公使太永浩及其妻兒，突然決定變節，投向南韓尋求保護，同樣令人感到意外。短時間發生了多宗涉及北韓特權階級與外交高層政要的脫北事件，不期然令人聯想到連串脫北行動，與金正恩政權不再受北韓特權圈子信任有莫大關係。

南北韓自1953年韓戰結束後，雖然戰火暫時熄滅，但兩國之間的外交角力與民族鬥爭，卻一直未有停止。冷戰期間南韓一直鼓動北韓人越過三八線，投奔民主自由的南韓，並給予脫北者豐厚的金錢作獎勵。

外派者是特權階級

到九十年代末，雖然南韓已停止發放獎金，但由於北韓經濟危機日益惡化，脫北人數仍然每年平均達到2500多人，所以南韓便改以「接濟同胞」的心態處理脫北者。

然而，自從金正恩成為北韓新一任領導人後，在邊界地區強力執法並加重懲罰嚴打脫北，令過去幾年脫北人數大為下降，由千禧年代的約每年2000人，一下子跌至不足1300人。不過，人數下降不代表北韓社會轉趨穩定，亦不代表北韓人更支持金正恩，只是碰巧那幾年北韓經濟發展尚算維持正常水平而已。2016年的頭7個月，我們發現脫北者人數出現變化，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5%。

受聯合國制裁影響經濟發展，固然是脫北者人數上升的部分原因；但從觀察發現，更重要的是脫北者的出身背景：愈來愈多北韓特權階層，因政治理由變節。

今年較早前先有13名在中國寧波工作的北韓食肆員工集體變節，後來又有3名於陝西北韓餐廳工作的員工脫北，上月再有8名從北韓外派至遼寧省工作的北韓人飛往南韓投奔自由，其後亦有兩名在馬耳他工作的北韓工人叛變，連帶在香港脫北的那名北韓青年數學天才與數名在今年變節的北韓外派官員，這些獲得北韓政權批准，可以到國外工作的北韓人，全都被視為國家「成分」優秀的人才，亦即被稱為城市特權階層與社會精英。擁有這些背景的人，成為近年脫北人數的主力。

離開意識形態的感召，北韓金氏政權向來為人詬病「只能共富貴，不能共患難」。當經濟發展順利時，作為特權階級由於有利可圖，對政權的向心力也能勉強維持；但是，萬一地下商貿工作因聯合國制裁導致環境愈來愈艱難，經濟壓力日增，協助北韓政權賺錢的外派人員，眼看當權者訂下的嚴苛經濟利潤標準根本無法達成，與其遲早被清算，倒不如先下手為強，毅然脫北尋找一線生機。因此，近年大量外派工人脫北，正就是反映出北韓對那些特權階層而言，只是一把單純的經濟保護傘。當傘不再是傘，離開就是最務實的選擇。

對金正恩管治失望

那些城市精英階層接連脫北，也是反映出他們對北韓的政權制度及金正恩管治與認受性不再存有希望，不再相信在金氏政權下北韓會有進步可能。對北韓而言，這無疑是更嚴重的危機：當一個接一個重要人物脫北，其實猶如變相動搖了北韓政體的根基。站在鋼索上生活的金正恩，看到國家瀕臨瓦解的邊緣，行為因而變得挑釁性與不惜冒上任何代價來鞏固政權，容許北韓人出國工作的機會必定更嚴加控制，進一步封閉自己。

金氏政權最後一個自保籌碼就只剩下導彈與核武。到那天，恐嚇別國會使用核武攻擊對方的調子，大有可能不再是危言聳聽。

鍾樂偉中文大學全球研究社會科學學士課程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