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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5日

沈旭暉 國際學海迷津

為何互聯網不會促進中國民主化?

台灣大選後,中國內地網民大舉翻牆「進攻」蔡英文的Facebook專頁,並以其他港台媒體及公眾人物賬號「陪鬥」,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以往學界傾向相信,互聯網會成為挑戰威權政體的有效工具,能促進公民社會發展,並以北非及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為「成功」案例。但對這假設,筆者身為多年追蹤網絡民族主義的人,從來不敢苟同。且讓我們先回顧這一觀點的代表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楊國斌的《中國互聯網的威力》及其相關文章,再作討論。

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公民社會」由公共生活中的「非政府」及「非營利」組織構成,又稱「公共社群」(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包涵社區、 NGO、工會、慈善組織、專業團體等。在〈互聯網與中國公民社會〉一文,楊國斌將「公民社會」概念拓展到網絡空間,命名為中國的「網絡公民社會」,指「在互聯網上展開公民行動的個人和群體」,形式包括各類論壇、博客、網絡通訊群組等。

楊國斌對中國網絡公民社會的發展頗為樂觀,認為互聯網有助中國公民社會壯大,其背後的邏輯框架乃「多元互動」,而這概念來自國際關係的「複合互相依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理論。根據國際政治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及奈伊(Joseph Nye)的論述,「複雜互相依賴」的國際關係格局,令傳統「硬實力」如軍事實力的影響相對弱化,「軟實力」的影響力則相對加強。楊國斌則指出,中國多元化的社會結構將令市場和公民社會的力量壯大,繼而對政府的統治地位產生衝擊,互聯網能為公民組織行動、公民話語傳播提供更便捷的平台,公民社會的發展,又為互聯網提供社會基礎。

當然,政府是不樂見這情況的,因此會管制及打壓他們,但楊國斌相信在這過程中,卻能激發網民的創造性,用更富創意的方式自由表達。與此同時,他相信網絡經濟的發展,能推動互聯網社區的壯大,為網絡公民社會提供更廣闊的空間;而上述互動發生在全球化時代,也能打破國界,為中國公民組織與國外NGO交流提供便利。

基於以上分析,楊國斌認為中國的公民社會與互聯網相互依賴,認為互聯網帶來的衝擊,可體現為三方面:(1)以網絡表達和交流為主的「文化革命」;(2)以普通網民參與社會行動為特徵的「社會革命」;(3)最以「草根民主」為核心的「民主實踐」。然而,當我們仔細考察中國當下的社會政治生態,卻不難發現,互聯網對中國的影響,卻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中國「公民社會」生態與其他地方全然不同,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並非完全自由,也沒有多元民主政制,這二者卻是西方學界肯定的公民社會必要條件。因此,「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不具有嚴謹的組織(否則將為官方所不容),也未能形成統一的利益共識,更非完全站在政府的對立面,而是正如拙作《解構中國夢》指出,以「散離」形式尋求發聲。只要政府能引導一些網上群體朝某方向發展,賦予他們發聲的持份,這些群組得到「充權」後,很容易蓋過知識分子主導的群體,卻主導原來屬於公民社會的潛能。這個模式在完全開放的互聯網世界是不行的,在完全封閉的互聯網世界也是不行的,唯獨在中國的「半開放模式」,既能讓網民在某前提下「暢所欲言」,盡情釋放民粹,順道釋放其他不滿,又能防止越過底線。

另一點要注意的是,在楊國斌的論述中,政府處於「被動應變」的地位,往往在輿論發酵後才試圖「管控」之;然而在現實中國,政府不僅管控言論,更主動「引導」言論,對互聯網技術的運用也能與時俱進。一方面,政府對有組織、有影響力的敏感網上言論,多能有效阻隔,致使互聯網的公民話語碎片化,遑論真正行動。另一方面,政府與網民在互動中已形成一種默契,能引導網民通過特定的表述,反映自己的利益訴求。「(以擁護政府為基礎的)愛國主義」,正是官方接受的表述模式。於是我們看到,從知識分子到草根民眾,在網絡發表見解主張或利益訴求時,為求政治正確、順利發聲,大多都依託於「國家—政府」這複合體而存在,往往主動撇清與境外機構的聯繫,甚至會慷慨激昂「批評」政府不夠愛國,才說出自己真正所想。

藉民粹助維穩

中國政府也懂得利用互聯網主動製造議題,尤其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夢」、「反腐」等話題無不由官方背景的新媒體引導,而我們必須承認,這議題本身確實深得民心,變相令政府得到更多網絡授權,去進行未來的「網絡導向」。

何況在互聯網普及前,中國的話語權往往為少數知識分子掌握,即使是文革後,政府也不能珍視之,然而隨着互聯網大範圍普及和「用戶產生內容」的Web 2.0革命,一般草根網民,只要懂得設定議題,就能挑戰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壟斷地位。雖然其他國家的網絡世界也存在「反精英主義」,但真正的民粹主張還有其他方式表達,不像在中國,互聯網已成為最有力「顛覆(政府以外的)權威」的平台。另一方面,隨着網絡內容不斷豐富, 民眾對單一事件的關注就會下降:基歐漢和奈伊稱之為paradox of plenty,誰能掌握受眾的關注度,誰才有影響力。只要政府在中國的社會和網絡環境,懂得以「自己的方式」引導一般民眾的關注點,以維繫政府權威為基礎,消解傳統精英的話語權,或將矛盾從國內轉移至國外,就能以民族加民粹主義,強化政府的合法性,而互聯網反而成為政府的維穩工具。即使在民主國家如美國,也有大量類似言論,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支持者的論壇即蔚為奇觀,但畢竟在現實世界有大量制衡;一旦失去,後果不堪設想。試想像在文革期間,要是互聯網已普及,會是怎樣一種恐怖?

由此可見,楊國斌對中國互聯網與公民社會的分析,未免過於單純。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最新統計,截至去年6月,中國網民達6.68億,互聯網普及率48.8%,還製造全球獨一無二的龐大內需商機,卻依然自絕於國外,可見中國互聯網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特有的社會政治結構。俄羅斯的網絡比中國更開放,公開批評普京的網站及論壇極多,但俄羅斯親政府團體主導的網絡管理同樣奏效,也能強化「普京式民主」,何況管理技術更直接的中國?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發言時,強調尊重各國「網絡主權」,與互聯網文化本身強調的自由訊息流動自然大有出入,這卻是中國互聯網發展的軌跡,且已是既成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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