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偏左政黨瀕末路
──英國大選對香港的「啟示」

隨着卡梅倫（David Cameron）公布他的新內閣，英國大選正式塵埃落定，最終保守黨以331席「超額」完成，不用與自由民主黨合組聯盟亦能組建內閣。是次大選備受本地社會關注，除因有華裔候選人Alan Mak（早前被誤稱麥大粒）成功當選外，大選涉及多個議題，如會否出現歐盟前景公投、蘇獨公投後英國政治的走向等，加上特區政府以「英國首相也不是普選」產生來回應「真普選」議題，以及近年「歸英」本土論述，因此極渴求英國大選對香港的「啟示」，以及各式各樣的解讀。

筆者從不認為英國大選可直接與香港類比，畢竟兩地的國際身份、政府體制、政治文化均大有不同，例如英國首相在職能上與香港特首存有根本差異，兩地立法機關的權責基礎亦無可比較。然而，假如放在國際政治環境對政黨政治的影響，大選結果對香港政黨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於冷戰後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歷史在冷戰後將會「終結」，自由民主及資本主義主宰國際政治及國家秩序。福山的理論飽受批評，甚至連福山本人亦多次修正其技術部分，但面對英國工黨慘遭滑鐵盧、歐洲傳統左翼近年面對整體得票下降，香港左翼淪為「左膠」，應當反思歷史是否已經終結，政黨政治只剩下中間偏右及光譜兩端的極端主義，沒有中間偏左的生存空間。

重國家增長輕勞工權益

假如簡單地重組冷戰後歐洲傳統左翼政團的三條支柱︰階級論述（Class）、新社團主義（Neo-Corporatism）及泛歐主義（Pan-Europeanism），不難發現三條支柱近年面對重大的挑戰。傳統左翼理論認為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以民族作為個體政治及經濟身份的主軸，從而掩蓋跨國跨民族階級合作的可能性，令資本家可以透過國家系統剝削國內的工人階級，因此本質上左翼希望消除民族主義並以階級作為政經身份的基礎。加上上世紀90年代歐洲傳統左翼政團例如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PS）及德國社民黨（SPD）均向自由主義（Liberalism）靠攏，希望在階級抗爭以外爭取中產支持，因而轉為支持更緊密的歐洲整合，亦希望將國家的經濟增長、社會福利與歐盟經濟改革命運相連。

但歐盟整合路向卻與其工人左翼思潮希望的路向相違︰歐洲共同市場的法規以經濟自由及資本流動為基礎，甚少討論勞動市場及工人福利的改革。假如細看歐盟有關勞動市場的法規如《歐洲社會憲章》（European Social Charter）、《歐洲人權公約》及1997年經《阿姆斯特丹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引入的社會政策改革，不難發現在歐洲的層面，勞工的個體權利（Individual Rights）以及部分的集體權利（Collective Rigths），卻沒有針對自由流動後對當地勞動市場衝擊及社會福利作相應的調整及改革。

隨着歐債問題於2009年出現，歐盟決意介入成員國的公共開支結構以求維持歐羅穩定，在歐洲層面力推緊縮社會開支、平衡政府預算的財政保守主義（Fiscal Conservatism），更令歐洲左翼面對兩難，工人階級路線與中產左翼自由主義路線在歐洲整合議題上出現根本矛盾。

工人陷窘票投激進政黨

這個兩難涉及多個層面︰歐盟的改革路向愈是走向財政保守主義，其歐洲整合的方針與左翼強調國家分配的路線愈走愈遠，但礙於歐洲傳統左翼過去20年支持歐洲整合的誤判，難以華麗轉身自圓其說反對歐洲進一步整合；歐洲共同市場的自由流動不但沒有帶來工人階級的團結，反而因為開放市場令本土工人直接與歐洲不同國家的工人競爭，勞工市場的供應增加自然令資本家有更多的選擇，增加他們剝削工人的籌碼。

另一方面，歐盟對勞工權益的「無差別待遇」亦令歐洲左翼難以保障他們所代表的工人階級，為他們爭取屬於「他們」的利益及社會福利。結果支持歐洲整合不但沒有帶來歐洲工人階級團結對抗歐洲的資本家，反而因為直接競爭令工人間矛盾增加，令不少工人及低下階層轉到國內的右翼反移民政黨，令這些在主流政治光譜邊緣的激進政黨得到大量支持。歐洲傳統左翼的兩條支柱相互撞擊，自然影響他們的選情。

主流政黨難走偏鋒路

傳統左翼的階級大同觀以及中產左翼自由主義的平等觀更令他們在意識形態上難以回應「本土」工人及「非本土」工人的矛盾，而他們的政治動員基礎 ─ 新社團主義本身有一定的「地域」限制。新社團主義強調管治國家政經政策的「三頭馬車」：政府、工會組織及資本家透過合作及協商，回應有關工資及就業機會的衝擊以取代激進左翼的抗爭理論。這種協商模式在回應早期全球化時可算是相對有效，透過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平衡資本家及工人階級的利益，詳細分析可參考Peter Katzenstein的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一書。

當歐洲共同市場由原來的消失貿易壁壘到全面的人員及資本的自由流動，配合國際經濟由工業社會轉到後工業社會，舊日局限於本土社會的協商契約便不再合用︰協商契約的資方代表除國內資本外更有跨國跨地域的流動資本，因而議價能力大增；後工業社會的出現令工人階級在經濟架構中慢慢消失，浮動的合約制模式令工會組織變得極為鬆散，工人階級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失望的本地工人卻因政府受制於歐盟的緊縮政策及跨國資本利益，而未能回應他們對社會福利及勞力市場改革的訴求，新社團主義強調的社會市場（Social Market）全面失效，令工人階級對新社團主義失去信心。左翼政府在重組協商契約時，要思考的問題是，契約的主體是「本土」工人還是包括移民在內的所有工人。最諷刺的是，假如選擇了本土便影響傳統左翼轉型時提出的泛歐支柱及左翼自由主義，選擇所有工人卻強化階級內部矛盾背叛「本土」工人階級。

因此，不難發現英國選舉的兩支異軍︰蘇格蘭民族黨及英國獨立黨，均是衝着主流左翼思潮的缺失獲得支持。蘇格蘭民族黨以英格蘭為「他者」，提出比工黨更激進的左翼政策來挑戰英格蘭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蘇獨公投後崛起的本土意識更令民族黨毋須處理「本土」概念，選擇性地將緊縮政策歸咎於英國而非歐盟，提倡以歐盟作為擺脫英格蘭，突破歐洲傳統左翼面對的「歐洲─本土」困局。英國獨立黨則將工人階級面對的窘境簡化為來自歐洲的干預，提出反外來人口的右翼政策，卻得到失望的工人支持，進一步削弱工黨在英國的支持度。

至於歐洲近年其他異軍突起的政黨，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以疑歐及反緊縮突圍而出，西班牙的Podemos即改變舊日新社團主義的協商契約，由逐漸褪色的工會下放權力到個人及地方社群（Local Community）。但要主流歐洲左翼政黨走這些小黨之路，需要的勇氣比想像中為大。至少不論是英國的工黨或是香港某些所謂的政治團體，均沒有面對這些事實的勇氣。而英國與香港的分別，不過是前者處理歐洲問題及經濟政策，後者處理陸港關係及政制改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