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左翼把持工黨回天乏力

英國大選以工黨的慘敗結束，原本被稍稍看低一線的保守黨獲得了完勝並且得以大比數優勢議席組閣，令包括筆者在內的評論員無一不感驚奇。自由民主黨崩潰得頗為徹底，看起來情況比工黨更為慘烈；但事實上，工黨已經歷了連續兩次大選慘敗，因此很不希望1979至1997年，那個被廣泛稱為「被流放的一代」（The Wilderness Years）的慘淡境況再次降臨：1979年，工黨政府的左傾社會主義政策陳腐不堪，戴卓爾夫人於是憑藉其「鐵娘子」的政治魅力，帶領保守黨勝出選舉，入主唐寧街10號。其後工黨開始轉型，但到形成貝理雅的「新工黨」前內訌不斷，令保守黨能維持長達4屆的執政。工黨在今屆選舉敗於頗為左傾的蘇格蘭民族黨，由黨內傳統左翼扶植的文立彬已黯然下台，這個傳統大黨現時一來缺乏可靠方向，二來缺乏強而有力領袖。英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即將到達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而工黨似乎要在這歷史時刻，再一次陷入分裂。

極左攪局 80年代失執政機會

在貝理雅上台前，對上一屆工黨執政由卡拉漢（James Callaghan）領導。卡拉漢政府在1979年因為試圖以連續第五年控制工資上升以換取經濟穩定失敗，引爆了所謂的「不滿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導致工黨在當年的大選中慘敗。其實卡拉漢的政策在其執政的前四年都頗為有效，但到第五年，由傳統工會領導的全國罷工行動卻一下子讓工黨的支持度跌入谷底。1979年大選失敗，工黨自然撤換黨魁。1980年，富特勝出黨內選舉成為新任黨魁；然而，該屆大會的焦點卻放在一位年輕而敢言的明日之星：班恩（Tony Benn）。

班恩當時是工黨歷來最年輕的內閣大臣，極具領袖風範，在黨內頗有聲望，更有聲音希望他出任黨魁；不過，他在黨大會之前夥同威廉斯（Shirley Williams）以及奧雲男爵（Lord David Owen）在《衛報》刊登文章，就成為了分裂工黨的導火線。文章表面上聲明抗議工黨漠視前屆大會所定的方針，轉而支持脫歐，但實際上班恩旨在列明黨中央必須分權予工會及群眾黨員，以制衡黨內的下議院議員。於是在班恩煽動下，多個極左派社會主義團體以及磨刀霍霍的工會代表，就將該屆黨大會變成了針對舊領導層的批鬥會，威廉斯本人更形容該屆大會氣氛極為醜惡（Very, very nasty）。

如是者，相對左傾的富特以些微票數的差距勝出黨魁選舉，而黨內溫和派在大會後就遭到孤立。該屆黨大會又訂立了新的選舉制度，賦予工會及一般黨員罷免下議院議員的權力，因而加深了工黨內部對立。結果，包括奧雲男爵及威廉斯在內超過20名工黨黨員，以反對工會權力過大為理由脫離工黨，並籌組了社會民主黨（SDP，於1988年解散）。而班恩本人的聲勢就一時無兩，1981年更與希利（Denis Healey）競逐副黨魁選舉，卻進一步激化黨內矛盾。

班恩最終競選失敗，仕途亦急轉直下；在戴卓爾夫人執政如日中天的時期，班恩一直堅持他陳舊的極左政見，譬如在當時仍是冷戰時期的大環境下，提倡脫離北約及歐盟，以及提出由政府接掌過百間對經濟發展有關鍵影響的公司等。這些政見最終讓他賠上其下議院議席，工黨亦因他而分裂淪落，成為戴卓爾夫人的陪襯。直到貝理雅上台，工黨方能擺脫黨內極左派的影響，重新執政。

回到本屆選舉，黨魁文立彬雖然有工會支持，但其政綱模糊不清，最終導致工黨在左傾而親歐的蘇格蘭慘敗。這個結果或者在許多人的計算之中，現在甚至有很多意欲競逐黨魁之士號稱有解決之道；但工黨在這次選舉的慘敗，其實大部分可以歸咎於工黨內部傳統左派的掣肘。

小黨湧現工黨找不到新定位

首先，因為擔心新移民勞動力進入英國而疑歐的工會影響了工黨在歐洲議題上的彈性，而文立彬在脫歐公投上含糊其辭，導致工黨在蘇格蘭損失選票。第二，其實就只有工黨和保守黨相爭的選區而言，工黨在今次選舉中是以兩席之差壓倒了保守黨；然而，立場中間偏左的自由民主黨在今屆選舉失去的議席，幾乎都落入保守黨手中。由此可見，工黨不可能像貝理雅的新工黨一樣向右走，而現有的方向亦已被中間派選民所棄。第三，從選舉結果看來，疑歐的工人階級及工會寧願投明確反歐的黨派。這顯示未來工黨若繼續依賴傳統左翼社經網絡作為政黨基礎的話，選票很可能會持續流失到可以走得更極端的中小政黨手上。最後，工黨最大的枷鎖在於，當英國經濟在邁向後工業時代，黨卻被日漸式微的工人階級以及工會掌權，終會導致又一次的內訌和長期在野。

受傳統左派勢力掣肘，工黨在本屆大選基本上難以入主西敏寺。但是，要有貝理雅一般的領袖來重新定位工黨的立場，爭取中間派選民恐怕不容易；要為傳統左翼注入活力重生恐怕更為艱難。

在綠黨及蘇格蘭民族黨等的左翼政黨已經憑藉環保及親歐等屬於21世紀的議題累積實力的時候，工黨的頹勢看起來比上世紀80年代更無可挽救。

尹子軒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