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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8日
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去世，不少媒體忙於分析獅城未來何去何從、人民行動黨能否繼續長久執政下去之際，卻甚少提及這位強人領袖對東南亞地區在國際舞台上所作出的貢獻。東盟作為東南亞最大的區域組織，成員國之間的關係經常予人一種鬆散、鬧分裂的感覺，難與歐盟這種高度制度化的機制等量齊觀。
首先，我們可從李光耀的外交政策着手。李光耀一向展現「平衡外交」的現實主義方針，尋求區外國家訓練軍隊，應對印尼和馬來西亞兩個鄰國的潛在威脅。同一時間，新加坡積極與美國、中國等大國建立互動，藉此達到互相牽制的效果。然而，這些政策表面上只是單純從新加坡的國家利益觀點出發，對東南亞提升自身影響力的作用平平。
平衡外交 實用為主
其次，新加坡的務實態度亦曾經招惹其他東盟成員國的批評。新加坡當初加入東盟組織，一來是聯合區內反共國家作出政治表態，消滅國內共產主義分子；二來是透過「平衡外交」牽制印馬兩國壓力，確保國家安全；三來是建立和平外交促進國家發展。時任外交部長拉扎惹南（S. Rajaratnam）指出，加入東盟可以解決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經濟社會問題。因此，當李光耀發現這些成員國的經濟開發程度與新加坡出現太大差距，難以建立共同市場促進貿易收益之後，偶爾會就這些議題「提點」鄰國，自然引來不少反感，指摘新加坡太過自以為是。李光耀有一段時間訪問歐美國家的次數比鄰國的還要多，這根本就是一副「脫亞入歐」的姿態，何來參與建構東南亞身份認同的工程呢？
從上述批評可見，建構「東南亞」身份認同本來就不屬於新加坡外交政策考慮當中。按已故東南亞研究學者利弗（Michael Leifer）所言，李光耀的首要條件必定是應對國際體系的脆弱性質（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不過，要理解東南亞為什麼久久未能塑造出一套身份認同，或許我們必須明白「東南亞」這個概念的由來。
「東南亞」一詞本來只是一個地理概念，但在歐洲殖民主義達到頂峰的年代，西方社會普遍人民對這個次大陸的認知只是「後印度」（Further India）或是「南洋」，這種停留於「印度以東、中國以南」概念的階段上，東南亞往往被視為某大國的延伸部分，而非一個自主的政治實體。這種概念在殖民地管治階段不斷被重構，讓後來從宗主國手上獨立的東南亞國家難以擺脫這種割裂的狀況和思維，跟歐洲國家強調擁有彼此共享的歷史和文化經歷（一戰和二戰）無法相提並論。
如果我們引入這個客觀環境造成的先天障礙，再把建構身份認同看成一種意外效果，我們的結論可能會有所調整。
李光耀的「平衡外交」並非只是強調維持與大國關係。相反，李氏認為，新加坡要確保國家主權不受侵犯，建構一個持之以恒的多邊關係平台，吸納不同國家達到互相制衡的效果。因此，無論李光耀怎樣對東盟的經濟效益發牢騷也好，他依然十分重視這個外交組織，例如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一事上主動聯合東盟成員國加以譴責，藉此捍衞東盟成員最看重的「互不侵犯主權」原則。此後，新加坡對東盟的投入程度亦顯著增加，除了邀請汶萊加入東盟以外，亦有份提倡成立另一會議機制容許東盟與區外國家進行溝通互動，使東盟逐漸變成代表東南亞的機制，奠下後來東盟建立「一個東南亞」（One Southeast Asia）的基礎。
無心插柳 切合需要
另外，雖然未必所有人認同李光耀眼裏「亞洲價值」的內容，但他賦予的定義實際上為「亞洲」這個概念注入不少文化定義，例如尊重權威、群體價值等元素，藉此反駁歐美社會口中所謂的普世價值，其實並不適用於亞洲國家身上。這套論述在民主國家眼裏可能不獲認同，但卻贏得不少東南亞領袖的掌聲。
縱使不少人批評李光耀這套文化觀念不過是為威權主義及獨裁政體抬轎，但從另一角度看，這種突顯文化相對特性的說法為「亞洲」和「西方」之間築起一堵圍牆，從而確立「我者」和「他者」之間的分別，這是確立身份認同中的先決條件。
東南亞的歷史背景，對這個地區建立區域意識無疑造成諸多局限。國與國之間的互信不足，文化之間的種種衝突，造成東南亞國家對彼此關係抱持「和而不同」的既有態度。李光耀或許從始至終無意打造一套專屬東南亞的身份認同，但這種無心插柳的心態可能才切合這個地區需要。
馮嘉誠（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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