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4日
上周四在〈中央促復工 地方禁敦倫〉一文提到,地方官員封城「寧緊毋鬆」,膽敢跟中央「復工」指令對着幹,乃基於「若疫症再次爆發,他們勢必被問責;相反若繼續嚴厲管控,引致經濟失速,則不易被單獨究責」。同日,《人民日報》旗下《中國經濟周刊》發表深入調查報道,揭示「不少地方官員抱有一種心態,復工出了疫情一定被追責,而經濟掉下來一點沒人會被追責」,可說跟筆者所見略同。該報道還披露,現時復工面臨「六難」,「難比上青天」,形勢比很多人想像中更為惡劣。
官媒談六難 與發改委唱反調
該報道題為〈深度調查:企業復工有六難〉,全文6000多字,可在人民網閱覽。箇中陳述的六難分別為:一、審批難,有些地方復工要遞交21份文件,包括飯堂防護計劃、宿舍防護計劃等;二、到崗難,皆因很多地方仍然嚴格封村封路;三、口罩難,一家100人工廠,須準備3000個口罩才可復工;四、責任難,若有員工因復工染病,僱主面臨每人幾十萬元人民幣賠償,沒人敢冒險;五、物流難,司機送貨要闖十幾關,即便幸運獲得上游物資,亦未必能向下游發貨;六、現金難,經濟停擺近一個月,大批企業資金已用罄,就算短期內可以全面復工,亦沒條件出糧、進貨。
正因「這麼難」,據《中國經濟周刊》調查,身為華南工業重鎮的東莞市,目前復工率不足2%;而華東江蘇省的工業園區,復工率亦僅約4%。另外,正如筆者上周四文章指出,位居「世界最大工廠」的鄭州富士康園區,平常有逾25萬人工作,據悉現時不足1000人上班。
作為對比,國家發改委上周三聲稱「經濟大省工業復工率超過50%」,似乎跟上述數據存在巨大落差。據了解,發改委的「復工率」並非按總產能或崗位總數計算,而是「假設一個省有10萬家企業,其中5萬家有1個工人復工,就說復工率有50%」。換言之,這種計法的代表性非常有限。
地方政府自保共同違命
值得注意,上述「六難」情況並非來自「不明真相的造謠群眾」或者「別有用心的外國勢力」,而是由《人民日報》旗下媒體調查及發表,具有一定可信性。連央媒亦如此跟發改委宣揚的「復工形勢大好」唱反調,實屬罕見。
細看那「六難」,當中大部分與地方官員態度有關,甚至可稱為「地方主義」。例如官們為了自保,防止管轄範圍疫情爆發,往往對企業實施過嚴的復工審批要求,並繼續封鎖進出交通,致令人流和物流嚴重受阻。亦如上周四文章指出,很多地方官員(尤其縣、村、區級別)都認為,萬一疫情爆發,他們的官帽立刻不穩,若純粹經濟失速,則可歸咎於大局不利,正所謂「集體負責,即是沒人需要問責」。
從中央角度看,目前實在不易扭轉大部分地方官員的自保心態。畢竟一個縣或一條村,其經濟走勢確實受到所屬區域的巨大牽引,地方小官的影響力輕微,所以很難對他們設定「GDP增速慢於5%就炒魷,快於7%就升官」這種KPI,否則恐會造成另一種畸形趨勢。正因此番困局,導致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情況再次浮現,全國地方政府某程度上「共同違命」,中央敦促復工愈益「事十功一」,非常頭痛。如今由央媒揭露實況,或有營造輿論、向地方施壓的意味,就像1992年鄧小平透過官媒放話:「誰不改革誰下台。」
平情而論,中央和地方各執本身立場屬無可厚非。一方面人命攸關,武肺病毒傳播力極強,若無全面防護之下恢復實體經濟運作及社交活動,疫情隨時進一步惡化。
中央或促製造業先復產
另方面,經濟若停擺太久,難免造成「病人醫好,但瀕臨餓死」悲劇結局。據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調研,全國34%中小企只能支撐停業一個月,另有33%僅可支撐兩個月。由正月初七(1月31日,原定春節復工日)起計,內地經濟因疫情「停工」至今已逾三星期;每再「停」多一日,猶如缺糧的人捱餓多一天,更多細胞犧牲,瀕臨器官衰竭,「醫返都嘥藥費」。
儘管不少服務業可透過視像會議、雲計算等創新方式「遙距復工」,但作為「世界工廠」,命脈的工業始終需要「實體復工」。為今之計,中央或可把經濟劃為兩半,讓服務業繼續半停擺,集中人力物力(包括口罩)推動製造業復產,同時向地方官員下死命令「誰不復工誰下台」,以作短期救急續命之策。
(編者按:高天佑著作《中產必須死》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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